[摘要] 城镇化可以拉动内需，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为农业走向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创造条件，意义重大。但城镇化同时也面临着诸多严峻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土地财政格局下有可能被扭曲成“房地产化”，成为地方政府强拆的借口。必须警惕借城镇化打农民土地的主意，警惕实践中演变成一种运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必须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权；必须保障农民平等的享有市民的权利；必须保障农民的救济权。城镇化建设应当是一个自然演进的系统化工程，而不能作为GDP增长的主要手段，不能为城镇化而城镇化。城镇化过程中，政府主要任务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创建法治政府，搭建要素市场平台，解除约束农民进城的制度性束缚，因势利导，至于城镇化的具体过程则应交给市场主体，由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来用脚投票做选择。
[关键词] 城镇化 权利 土地财政
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早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并一直在推进。十一五规划中即专辟第21章“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十八大把城镇化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报告全篇提及城镇化多达7次。笔者认为，从国际的视野来考察，城镇化是工业化之后的必由之路。将城镇化确立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主方向之一，符合当前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规律。但与西方国家内生型城镇化进程不同的是，目前我国的城镇化主要是一种依靠政府力量来推动的外生型模式。历史经验提醒我们，依靠行政力量来推动一种社会改造措施，如果缺少有效的制度性约束与权利保障机制，地方官员出于政绩攀比的冲动，实践中往往容易异化成一种强制性的运动，特别是在目前存在土地财政格局，地方政府可以从征地中获得巨大利益的情况下，相信这样的担心绝非多余。当前，对于如何推动城镇化尚缺乏详细的顶层论证和规划，但从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来看，城镇化建设将涉及到全国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1]可以说，城镇化规模之大为人类历史上所罕见， 无疑将对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必须慎之又慎，防止实践中被扭曲成一种公权力侵犯农民土地权利的强制性运动。现代社会的基石是权利，法治的核心是权利保障，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的今天，实有必要从权利保障的视野对城镇化建设进行审视。
一、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
城镇化建设无法回避当前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现实。1994年分税制产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造成了央地之间财权与事权的不均衡，中央财多而事少，地方财少而事多，地方主政官员普遍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在中央政府的默许下，地方政府找到了一条通过土地牟利的“捷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遂兴。当前，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践中造成了土地实际产权人的缺位，由于政府垄断了土地交易一级市场，农村土地无法直接上市交易，必须经过政府征收变更为国有土地之后才可以进入交易环节，在此过程中由于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加之征地的过程缺乏民主和监督，致使农村土地出让的大量增值收益被地方政府占有。 近年来，很多地方政府卖地收入通常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甚至更高，遂形成土地财政格局并陷入路径依赖而尾大不掉。实践中，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强征农民土地甚至强拆农民房屋侵犯农民土地产权的现象普遍存在。
笔者认为，当前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农民土地权利保护的问题，城镇化目标最终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也在于此。目前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与征地制度，缺陷明显：首先，土地产权不明晰，农民不能将其拥有的土地参与土地市场交易，无法分享自己应得的土地增值收益，使得城乡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其次，由于农村土地无法实现市场价值，大批农民进城后，还占着农村的宅基地，造成“城里的房子买不起，乡下的房子卖不掉”的不合理现象。第三，农村土地征收补偿过少，土地使用成本过低，无法实现土地价格的资源配置作用，导致了大量浪费土地的短期行为。第四，政府俨然演变成赢利的公司，加剧了基层政府的腐败，因补偿过低而引发了大量农民与基层政府的矛盾乃至对抗，诱发大量群体性事件。众所周知，城镇化的目的是为了农民生活得更富足、更幸福，而客观上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财富，只有实现土地的资本化与财富化，农民才能富裕。从世界范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来看，农民的收入增长主要有三个来源：出售农产品的收入、打工的收入以及分享地租上涨的收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得到了农产品买卖和打工的权利，但绝大多数农民还是很少能分享到城市化带来的地租收益。[2]因此，城镇化的前提是必须保障农民的土地收益。
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警惕地方政府以城镇化为借口进行圈地，警惕城镇化被扭曲为“房地产化”、“房地产下乡”。实践证明，现行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事实上相当于官员所有制，征地由权力决定与主导，权利被排斥。在当前土地财政格局下，地方政府只要将农地一倒手即可从中赚取巨大的差价， 大利当前，任何宏大的意识形态说教、严厉的党纪政纪处分等均无法阻挡地方政府强征、强拆的冲动。事实上，保护土地产权最困难之处，并非私人之间的冲突，而是政府以及政府内部掌握权力的人利用公权力侵夺民田。在传统中国，为维护社会的稳定，任何一个正常的朝代都会严格制止皇亲国戚侵夺土地。如唐律中即明确规定了“禁止在官侵夺私田。倚仗职权侵夺私人土地者，一亩以下杖六十，三亩加一等，至杖一百以上，五亩加一等，最重徒二年”。清代初年，清王朝及时制止了满洲贵族的“圈地运动”，康熙八年曾下诏“令自后圈占民房地永行停止。今年已圈者，悉令还民间”。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土地产权制度，奠定了王朝经济政治稳定的基础。[3]而反面事例在中国历史上亦不绝于书，例如，王莽改制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将耕地重新分配，南宋末年宋理宗实行了名为出钱购买，实为强取豪夺民田而归官家所有的政策，均导致民怨沸腾最终加速了王朝的灭亡。因此，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防范地方政府对农民土地权利的侵犯，如果不能有效地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政府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社会抗争，流失合法性资源。
笔者认为，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根本的途径在于把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产权归还给农民，通过法律的形式明确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来提高这种财产权的变现价格，让农村的资源要素和城市更加平等地进行交换。
1、彻底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方案是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所有权是社会文明与社会稳定的基石，目前我国实行的土地双轨制是农村发展缓慢的重要根源。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事实上造成了所有权的虚置，使得农民土地归属预期不明朗、博弈能力底下。一方面，由于农村土地无法自由买卖，农民拥有的土地这一最重要的财产无法变现，以致投资和金融都无戏可作。另一方面，造成了城镇化的红利被主导土地流转的地方政府占有，农民失去进城的初始资本变现的机会，农民没有能力融入城市生活。事实上，那种担心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之后会廉价出售自己的土地，将造成土地兼并、产生大量流民的景象仅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觉。正如城市居民大都拥有房产，但并未大量发生市民将房产出售用来挥霍消费以致无家可归的情形一样，必须承认农民是经济人、理性人，农民决定是否放弃农地使用权，首先考虑的是出售农地是否比其自用更“值”，只有在其认可的价格条件下才有可能出售其土地。事实上，如果农民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就可以有效地通过土地出售价格来制约城市化进程。目前，由于农民没有土地的定价权，农用土地向城市转化的利益大部分被地方政府所占有，普遍催生了地方官员只注重短期行为而根本不顾长期后果的现象。
2、中间方案是允许农地直接入市交易。目前的征地制度是先将农村的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后才能进入市场，由于农民无权参与讨价还价，因此无法实现从土地增值中获得充分的利益，这实际上是一种地方政府利用公权力剥夺农民土地增值收益的方式而不是等价交换，实践中制造了大量的社会冲突和矛盾。在目前直接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尚在意识形态和宪法上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开放垄断的土地一级交易市场，即农地不必经过国有环节而直接入市，这实际上就给予了农民对集体土地的处置权，而处置权则为所有权最核心的内容。事实上，早在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但具体落实的步伐尚比较缓慢。
3、第三种方案是维持现行土地产权和交易制度，加大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力度。这是一种不改变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农村集体土地交易主体、土地交易流程，不具有制度变革意义的折衷思路。目前我国政府采取的正是这一思路，2012年11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作了修改，大幅度提高了征地补偿数额，而呼声甚高至今尚未出台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就目前来看采取的仍然是这一思路。该方案的缺点在于仍然基于“政府父爱主义”的立场，由行政权力所主导，忽视了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以及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
以上三种方案，其作用主要在于农民可以通过获得土地增值收益的途径实现资本积累，这样既可以缩小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也可以推进其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从而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城镇化建设中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这一最重要的目的才可能会实现。另外，还可以提高城镇化推进的成本，逼迫各地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注重土地的集约使用，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在价格信号的指导下，土地资源必然流向更有效的地方。三种方案中，相比较而言，第一、二种方案具有制度变革的意义，更尊重权利、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如果实行无疑将释放出大量的财富与社会活力，但由于第一种方案目前面临宪法以及意识形态上的阻力较大，因此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方案。
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权
城镇化建设是当前我国人口与资源红利逐渐消失，土地资源日益紧张，经济陷入困境的情形下所采取的应对之策，通过推动城镇化建设，可以拉动内需，消化过剩产能、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为农业走向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创造条件，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其意义非常重大。但是，在论述城镇化的意义时必须认识到：从历史上看，城镇化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它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是遵循市场价格规律的自发、自然演进的过程。当前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认识到城镇化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为了实现人的幸福的手段，不能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为了GDP而城镇化，特别是不能违背广大农民群体的意愿，农民进不进城，不能靠外力的强迫，就像改革开放之初农民进城务工一样，无非是由于城市农村收入的巨大差距所推动。因此，地方政府应当在保护农民土地产权的基础上，以经济手段促进土地自由流转集中经营，以城镇化的魅力而不是用行政力量来吸引农民的聚集。农民进城定居的理由很简单，城里有赚钱和发展的机会，能够使其个人和家庭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虽然总体上看，城镇化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各地是否推进城镇化以及推进城镇化的进度如何，应当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遵循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来决定，绝不能演变成一场强制性的经济与社会运动。
但是，令笔者忧虑的是，近年来在我国几乎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会立即产生权力利益。在当前的体制下，由于中央高层大力提倡城镇化建设，经验告诉我们：这很容易在实践中演变成为各级官员“政治正确”的命题，甚至有可能会被制订为考核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各级官员在“为民做主”的思维下，整体中执行一个崇高的命令，“有条件的要上，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容易演变成一种运动式的城镇化。特别是，在目前的土地财政格局下，“城镇化”很容易被一些地方政府利用，将中央的城镇化决策简单的理解为盖楼、“圈地造城”，最终城镇化被扭曲成“房地产化”，甚至沦为一些地方政府暴力拆迁的借口。笔者相信这种担忧绝非多余，早在2008年，国土资源部颁布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提出“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即所谓的“增减挂钩”政策之后，地方政府遂利用这项政策作为以地生财的新途径，纷纷打着“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小城镇化”等口号，各地纷纷上演了规模浩大的拆村运动，推出诸如“村改社”、“宅基地换房”、“土地换社保”等等政策，低价征收农民宅基地，甚至以暴力手段强拆民房，逼迫农民上楼，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由此导致了不少被拆迁人自焚惨剧以及与拆迁者暴力抗争等群体性事件。
地方政府如此热衷于威逼利诱让农民集中上楼居住，根本原因还是地方政府的逐利需求，而不是为了让农民生活得更美好。以上现象被学界形象的称为“新圈地运动”，其实质是一种满足土地财政与开发商需要的侵民运动，目的是通过“侵占农民利益来填补城市政府深不见底的财政亏空”。 政策制订者们几乎笃定都认为农民渴望住楼房，“政府父爱主义”、“政府包办一切”往往是很多官员头脑中的固化思维，城镇化过程中发生的很多强征农民土地、强拆农民房屋现象，往往还是打着“为农民好”的名义进行。可农民到底是如何想的呢？现实情况又是如何的呢？在目前的农村征地补偿机制下，农民是利益受损者而非受益者，相当一部分农民因为失地沦为贫困者，政府在城镇化中通过征地再出售获益最大，其作用只能是抬高房价，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畸形化、泡沫化，面对城市高昂的房价，很多“被城镇化”的农民境况不但得不到改善，甚至可能沦为背负高额债务的“房奴”。
因此，必须警惕实践中出现运动式的城镇化，必须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权。理由很简单：首先，从知识论角度出发，由于缺乏精确的、细致入微的信息，任何人、机构和团体都没有能力对复杂的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规划和改造，试图按照人为的计划来大规模改造一个社会，结果往往是悲剧性的。斯科特对俄罗斯的集体化、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的强制村庄化的失败进行了研究，指出，在计划之初“他们特别相信，随着科学地掌握自然规律，人们可以理性地设计社会的秩序”，但是在这些国家市民社会如此软弱，这使得公民没有能力来抑制政府的行为，这些计划最终失败。[4]其次，必须承认每个人是自治的、深刻地了解其自身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个体。“对于一个人的福祉，本人是关切最深的人；除在一些私人联系很强的情事上外，任何他人对于他的福祉所怀有的关切，和他自己所怀有的关切比较起来，都是微薄而肤浅的。”[5]康德指出，“人永远都是目的，而不能成为手段”，黑格尔指出，“法律的基本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事实上，正是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多元，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世界。任何人和机构不能以“集体利益”、“更高目的”这样的名义强迫别人，每个人的幸福由自己把握，国家必须尊重个人偏好及个性化的需求，尊重个人的选择自由。就城镇化而言，农民进不进城，不能依靠行政手段来强制，“为农民好”不能成为强制的理由，更何况所谓的“为农民好”往往也只是决策者认为的“好”，农民是理性人，是不是好要靠农民自己来判断，农民最清楚自己的需求——如果农民不想自己做地，只要政策允许且经济上有足够的利益，农民自然会流转农地，市场这一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发的促成土地优化集中经营的局面。另外，农民有了钱在哪里生活会自己做出理性的选择，无需任何人替其决定。因此，必须去除政府父爱主义、“为民做主”的主客体际思维，城镇化进程中勿需政府包办一切，政府必须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权，城镇化必须是农民自愿的选择，必须守住土地自愿流转这条底线，这条底线实际是权利底线，这条底线不仅关乎农民的尊严，更关乎农民的生存，如果被公权力所强行突破，将动摇社会稳定的基础。
三、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保障农民平等的享有市民的权利
城镇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从农村到城市迁移的过程，如果在城镇没有就业支撑和服务保障，失去土地的农民将无法生存。因此，必须改变过去“要地不要人”的旧城镇化模式，通过以权利平等、社会进步为内容的各项配套改革，保障农民平等的享有市民的权利，实现从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城镇化向以人口、家庭为主的城镇化的转变，以此来实现人的城镇化，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1、保障进城农民的居住权。我国土地财政催生了房价的高昂，每年虽有上亿的农民进城务工，但其中绝大多数无法在城市购房落户，无法实现以家庭为单位的城镇化，超高的房价已经严重的阻碍了中国城镇化进度。笔者认为，解决城镇化过程中进城农民居住问题，必须通过市场的办法来进行，将希望寄托在政府大包大揽的保障房上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政府既无足够的资金和管理能力，也不可能准确的预见人口流动的方向和聚集地点。保障房很可能建成没人住，而有人愿意去住的，又可能在行政性分配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寻租腐败。[6]城镇化过程中，一方面，必须降低房价，使房子回归居住的基本功能，另一方面，应当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或至少允许农地直接入市交易，使农民获得资产性收入，完成资本积累，这样一方面可以进城买房，另外也可以促进其自主创业。
2、保障进城农民的就业权。城镇化的基础是工业化，是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口自然聚集的过程。当前很多地方的所谓城镇化，往往是一种以发展经济为名，行掠取土地利益之实的“人为城镇化”、“伪城镇化”，特征就是将农民的地征掉，一次性补偿一笔征地款，再将农民赶上楼。事实上，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就在于解决城市产业支撑的问题，没有工业化做基础的城镇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长期以来，政府一直以做大GDP为任务，采取的是“投资性拉动经济”策略，大搞各种基础设施建设，这种不顾产出的恶性投资导致经济效率低下，腐败现象日益严重，严重挤压了民生。由于大型国企、金融行业的垄断、房地产行业的畸形发展，使得大量社会资金和资源转向投机性行业，民营企业承担的税收过高，加上名目繁多的收费、罚款、行政审批、年审、检查等，民营企业不堪重负，民营企业日益被挤占侵蚀。可以说，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过程，其实质是逆城市化的过程。目前城镇化建设，政府必须回归民生经济，完善企业经营的法治环境，改善民营企业的生存投资环境，逐步减少政府管制，打破金融行业与国企的行政垄断，让民营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通过减税来鼓励创业，尤其是创办小微企业，让资金回归到投资实业的正途而不是蜂拥到投机性的房地产行业。只有民营企业得到长足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城镇就业机会。
3、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最大障碍，附加于户籍之上的教育、住房、工作、社会福利等的差异，无不是阻碍农民进城的绊脚石。进城农民由于没有城市户口，享受不了城市人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甚至连买房、买车都受到种种限制。长期以来，农民进城打工所遗留的留守儿童、空巢老人、春运大迁徙等现象，都和这些限制有关，形成一个人性被撕裂的社会悲剧。要实现真正的城镇化，必须从人格上平等对待农民，让他们用最小的成本，实现做城市人的梦想。因此，必须取消户籍制度，让农民工享有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由此而产生的公共设施与服务的投资需求，通过财政改革来解决，不能以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为名，继续保持歧视性的户籍制度，阻碍劳动力的流动。
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保障农民的救济权
当前，土地财政的格局已然形成且渐趋固化，尚未看出有根本变革的迹象，地方政府普遍负债累累，对土地财政已形成深深的依赖，在央地财政格局未作根本调整之前，仅靠党性自觉或上级的督察，无法阻止地方政府通过剥夺农民土地权利而牟利的强烈冲动。目前如何保障城镇化建设不被地方政府扭曲为强征、强拆的借口？如何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不被侵犯？近年来，实践中发生的一些因征地、拆迁权利被侵害的农民以死抗争的极端事件，往往都是当事人在穷尽了一切公力救济途径而不得之后才采取的。因此，为防止城镇化建设变形走样，必须畅通权利被侵害者公力救济的途径，加强对地方政府各种形式强制土地流转行为的监督，使农民有冤能诉，以此来对抗地方政府或村官的侵权行为。
1、实现司法独立。法治国必为司法国，法院在民主多元社会中担当整合的功能，法官是公民权利和法律的维护者，司法必须独立是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的常识，“没有这种独立，就无法防止立法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滥用，也不能防止强化行政权力的强制力量的滥用。”[7]目前，我国司法存在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独立性差，事实上依附于地方党委、政府，司法的地方化现象严重，其所造成严重后果之一就是遇到以地方政府为被告的案件，法院往往拒绝立案，这使得《行政诉讼法》的相关条款空转，公众求诉无门，往往被迫走上漫漫的“上访”之路，积累了社会矛盾，造成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必须赋予司法机关独立的地位，保护公众的诉权，以此来限制地方政府乱作为。
2、保障表达自由。在现代社会，言论自由对政府决策具有重大的作用，它可以汇聚分散在民间的智慧，弥补个人、政治集团知识结构上存在的盲区，从而有效的避免政府决策的失误。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但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模式下，公民行使这些宪法基本权利受到了较大的限制。在当前“维稳”模式下，基层为达成某种行政目的，往往不择手段，“维稳”往往在现实中已沦为“维腐”。[8]因此，必须果断的放弃“维稳”的思维，确立维权、维护法律的尊严就是最大的维稳的观念，以此观念为指导，首先，制订《新闻法》，去除新闻媒体的地方化，保障新闻自由，畅通体制内外的信息反馈机制；其次，放松对新兴媒体网络的管制，使基层的问题能得到及时的暴露，使上层能够倾听到来自民间的真实的声音，使网络成为反腐的利器和社会矛盾的减压阀；第三，放松对社会团体登记的限制，培育公民社会，使公民社会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公民社会的力量来限制地方政府的乱作为。
结语：
我国的城镇化与西方历史上的城镇化过程主要存在以下差异：1、西方私有产权明晰，私有产权得到法律严格的保护，但我国特殊的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造成农民土地权利的虚化，农民无法通过流转土地使用权、出卖宅基地及其上的房屋实现土地权利的资本化；2、西方不存在制度化的二元对立的城乡体制，公民享有居住、迁徙自由，但在我国二元对立体制下，附着于户籍之上的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使得农民仅仅成为进城出卖劳动力的“农民工”，而无法实现家庭的城市化，严重束缚了城镇化进程；3、西方有完善的市场化机制，城镇化是自生自发的市场所推动的，是伴随着产业变化的人口分布的自然变化过程，我国城镇化和土地财政、房地产行业纠缠在一起，地方政府在其中享有巨大的土地利差的利益，使得过程更为复杂，伴随着失地农民的抗争。笔者认为，依靠政府推动的城镇化进程，存在着巨大的经济、政治风险，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举国体制的优势在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问题是如果办了错事或在实践中走偏了方向，纠正起来亦会十分困难。避免城镇化风险的办法在于：政府应认识到开放社会中“人的无知”，即任何人、任何政府组成人员均存在着知识结构上的局限性，确立“治大国如烹小鲜”、“不以智治国”的理念，放弃政府包揽一切的思路，尊重自生自发的秩序，尊重人权、人的自主性，无为而治、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在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创建法治政府，搭建要素市场平台，解除约束农民进城的束缚，保障农民土地权利，取消户籍制度，让人民自由流动，而城镇化的具体过程则应交给市场主体，由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来用脚投票做选择。
[参考文献]
[1]吴松.防止城镇化挤压社会消费空间[N].中国经济导报2013-1-8.
[2]王小乔.变革土地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N].南方周末2007-10-11.
[3]盛洪.“强拆”并非城市化所必需[N].南方都市报2010-12-12.
[4] [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M].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5]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M].许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91.
[6]高军.法治视野中的保障房建设探析[J].延边大学学报2012(3).
[7] [英]A.J.M.米尔恩.人权哲学[M].王先恒,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294.
[8]高军.维稳陷阱及其预防[J].理论导刊2011(6).
本文已刊发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谢谢！
[作者简介] 高军，江苏淮安人，法学博士，江苏理工学院副教授，江苏华东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
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选拔管理办法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
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选拔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县委，各市、县政府，省委和省级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
《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选拔管理办法》已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05年7月6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实施人才强省战略，规范省有突出贡献专家选拔和管理工作，根据党和国家有关法规政策，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省各行业、各领域包括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第一线做出重大贡献和取得突出业绩的优秀人才。不包括在企事业单位中担任党政领导职务后不再直接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省有突出贡献专家，是指被省委、省政府授予“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者。
下列人员直接纳入省有突出贡献专家行列管理：在我省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为中央部委管理的在陕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中，属地化转制管理前，或者原在其他省（市、区）工作调入我省工作以前，已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者。
第四条 省有突出贡献专家（以下简称省管专家）的选拔、管理工作，在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由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组织实施。
第二章 选拔条件
第五条 省管专家人选，必须是热爱祖国，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在各行业、各领域第一线工作的优秀人才。同时，自申报之月止，过去5年内所取得的成绩还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达到国家先进水平，得到国内同行公认：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人员；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前四位，一等奖前三位，二等奖前两位人员；获省（部）级科学技术（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前两位，二等奖首位或两项以上三等奖首位人员；国家“863”计划、“973”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主要完成人员；获“中国青年女科学家”称号或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的人员。
（二）在工程技术研究与开发领域，有重大发明创造或技术革新，解决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技术难题，为国家或我省技术创新做出重要贡献：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人员；获省级及其以上优秀新产品奖、技术开发奖、名牌产品奖、产学研联合开发奖，实施后取得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首位人员；获“中国青年科技奖”或“中国西部开发突出贡献奖”人员。
（三）长期工作在工农业生产和科技推广第一线，有重大技术突破，推动了行业技术进步和国民经济发展，或者在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以及在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中，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难题，产生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获省（部）级技术（农业）推广成果一等奖前两位，二等奖首位或两项以上三等奖首位人员；获“中华技能大奖”人员；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或“全国技术能手”或“全国农村优秀人才”者。
（四）在完成国家及省级重点工程项目建设中，贡献突出，并取得显著社会经济效益：“国家勘察设计大师”获得者；获国家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金奖或优秀工程金奖的前两位人员；获国家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银奖或优秀工程银奖或省部级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一等奖的首位人员；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总设计师、总工程师；国防科工系统型号总指挥、总设计师、副总指挥、副总设计师。
（五）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创造性地提出重要理论观点，是专业领域学术带头人；或研究成果获得国家或省级社会科学领域最高奖项，在业内有重要影响的专家学者。
（六）长期工作在教育、教学第一线，对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事业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所创新的教育理论、教学方法，经国家或省级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鉴定并普遍推广，为同行所公认：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前四位、一等奖前三位、二等奖前二位人员；获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前二位、二等奖或两项以上三等奖首位人员；被授予全国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系统劳动模范或优秀教师称号者；被聘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学者。
（七）在卫生和临床医疗方面有重大技术创新，做出突出贡献；或者其医疗技术和临床实践效果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多次成功治愈疑难、危重病症；或者在较大范围内多次有效地预防、控制、消除疾病，被业内所公认的专家学者。
（八）在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等领域成绩卓著，对繁荣和促进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获得专业领域最高奖项的文学家、艺术家、记者、编辑、主持人、出版家、文物和博物馆学方面的专家；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的主要完成人员；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的人员；被国际公认的艺术大奖获得者。
（九）在重点体育（奥运会比赛）项目中，培养出多次（两次以上）获得全国及国际重大体育比赛冠军的运动队或运动员，对我省体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卓越成绩的教练员。
（十）在科技、教育管理领域，创造性地提出和运用现代科学管理方法，对推动科技、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专家、学者、管理人员。在企业管理领域，有一套行之有效、具有较高推广价值的现代化管理理论或实践经验，对推动科技进步和促进生产力发展成效显著，所管理的企业连续3年以上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跨入全国先进行列，为市场和出资人认可的企业经营管理者。
（十一）在信息、金融、财会、外贸、法律等领域，为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科学理论依据，对推动专业领域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并为国内同行所公认的人员。
计算受奖项目时，同一项目多次获奖的，只计最高级别、最高奖项一次。
第三章 选拔原则与程序
第六条 选拔省管专家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原则；鼓励创新、促进青年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原则；公开、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
第七条 省管专家选拔工作，采取定期申报，集中评审的办法，每三年进行一次，由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代省委、省政府审批。
设立省专家评审委员会，负责省管专家的评审工作。评审委员会下设专业评审组，负责被推荐人选的初评工作。省专家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建立选拔省有突出贡献专家评委库，入库人选由在陕的“两院”院士和国家、省有突出贡献专家中业内公认学术技术地位高、影响大的高级专家组成。
第八条 选拔省管专家，采取自下而上逐级推荐的办法。在我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行业协会、专业学会、社会组织或者三名以上同一专业领域的专家（院士、国家和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均可向被推荐人选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单位），或向省、市组织人事部门推荐。拟确定的推荐人选须在本单位进行公示，听取群众意见，经本单位党组织和行政领导集体研究通过后，填写《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申报表》，连同能够说明本人突出贡献成就的奖励、荣誉证书等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证明材料和有关团体、专家推荐信件等（担任领导职务的推荐人选，附由上一级领导机关纪检部门出具廉政鉴定意见；是企业法人的，附当地税务部门、劳动与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出具的企业及本人近三年来的纳税情况、企业缴纳社保基金情况等证明材料）。被推荐人选所在单位党组织的隶属关系在各市的，向所在市组织人事部门推荐；被推荐人选所在单位党组织的隶属关系在省级部门（单位）的，向省级部门（单位）的人事部门推荐；被推荐人选所在单位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向所在市的市委统战部推荐，经初步筛选后，向市委组织部或市人事局推荐；被推荐人选所在单位党组织的隶属关系不在陕西的中央驻陕单位，直接向省人事厅推荐。
第九条 各市委组织部会同人事、科技等部门，对被推荐人选进行严格考察，并征求相关专业学会、行业协会意见后，提出拟推荐人选名单，经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后，向省人事厅推荐。省级各部门（单位）的人事部门，对被推荐人选进行严格考察，并征求相关方面意见后，提出拟推荐人选名单，经党组（党委）讨论通过后，向省人事厅推荐。
第十条 省管专家评审程序：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对各地、各部门（单位）推荐的省管专家人选的申报材料审查核实后，按被推荐人选所在行业及从事的专业，归口分送各专业评审组。各专业评审组按照选拔条件逐人进行评审，经充分酝酿审议后，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对通过到会评委半数以上的人选排列出名次，并写出评审意见，由省人事厅汇总后，报省专家评审委员会。省专家评审委员会根据各专业评审组审议的初步人选，经充分酝酿、综合评审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对表决通过到会评委半数以上的人选，除涉密人员外，通过《陕西日报》和陕西省政府公众信息网进行公示后，提出××××年度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人选名单，报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第十一条 被批准为省管专家者，由省委、省政府命名表彰，颁发“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证书。
第四章 管 理
第十二条 省管专家由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共同管理，日常工作委托各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省级各主管部门的人事部门和专家所在单位具体负责。
第十三条 建立省管专家考核制度，实行跟踪管理。每年对省管专家进行一次考核。具体考核工作委托各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和省级各主管部门的人事部门负责。专家每年年底填写《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年度考核登记表》，经单位组织考核签署意见后按程序上报。考核的主要内容包括政治表现、履行岗位职责、创新精神、学术成就、课题项目进展和工作实绩等情况。考核结果于第二年一季度分别报省委组织部和省人事厅。
第十四条 建立与省管专家的联系制度。将省管专家纳入省委直接联系的高级专家信息库管理。各级党委、政府及其组织人事部门要加强与专家的联系，通过召开座谈会、调查走访、书信来往等方式，经常了解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等情况，听取意见建议，解决实际困难，为他们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省管专家退休后，不再列入管理范围。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要继续保持与他们的联系。主管部门和所在单位要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关心他们的晚年生活。
第十五条 吸收部分专家参加各级党委、政府咨询机构，为领导决策当好参谋。在重大、重点项目建设立项方面，要认真听取专家的意见，组织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论证。省管专家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对全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建言献策。要结合各自从事的专业领域，每年写（提）出一篇（条）以上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文章或意见、建议，并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第十六条 建立专家政治理论培训制度。加强对省管专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每年结合省委、省政府重大工作部署，举办专家政治理论研修班或专题理论研究班，有针对性地组织专家进行省情考察和专题研讨。各级党组织要勉励省管专家珍惜荣誉，进一步发扬科学求实、爱岗敬业、创新奉献精神，为陕西现代化建设事业再立新功。
第十七条 所在单位及主管部门对省管专家的工作调动、奖惩、健康状况以及退休等方面的变化，要及时向省委组织部和省人事厅报告。凡不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调往省外，未经组织同意出国逾期不归，因其他原因不宜继续作为省管专家管理的，自发生之日的下月起，不再按省管专家管理，并不再享受相关待遇。
第十八条 凡弄虚作假，谎报成果，采取不正当手段骗取荣誉；政治上、经济上犯有严重错误；被追究刑事责任；在工作中因个人责任给国家、集体或者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严重后果；其他原因不宜再作为省管专家的，由所在单位提出意见，所在市或省直部门（单位）同意，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审查，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取消其“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和待遇。
第五章 工作生活待遇
第十九条 对省管专家优先安排资助急需的科研经费、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有计划地安排承担重大科研课题和新产品、新技术研发，经费优先解决；保持所担负业务工作的相对稳定，使用不当的要及时调整，减少不必要的社会兼职，保证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业务工作；积极为他们参加国内外学术研讨、交流活动和出国进修、考察提供机会与条件；根据工作需要，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配备单独的办公用房。
第二十条 被授予“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的，一次性奖励人民币3万元，免征个人所得税。由省保健局统一核发《特约医疗保健证书》，凭证就近在省内各指定医院特诊室（干部门诊）就诊，需住院治疗的优先安排。每年由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集中组织进行一次健康检查，所需经费由专家所在单位的同级财政统一划拨，专款专用；中央在陕单位的由所在单位据实核报。享受每年15天的学术休假或健康疗养。省上每年组织部分专家休假考察或健康疗养，所需费用由省财政专项列支；专家也可自行安排休假，休假期间工资、津贴等待遇不变。夫妻两地分居的，优先解决其配偶的工作调动、户口迁转等问题。配偶是在职人员的，由当地人事、劳动部门负责协助调动；配偶是农村户口的，直接办理城镇户口迁移手续；身边无子女的，可调一名在外地工作的子女（包括子女的配偶）到身边工作。执行货币化分房的有关政策，享受厅局级干部住房标准。因工、因病用车，所在单位要给以保证。省有突出贡献专家退休后，退休费按全工资额（缴纳社保金的基数）计发。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推荐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入选，从省有突出贡献专家中选拔产生。
第二十二条 各级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通过多种形式，大力宣传省管专家的先进事迹，宣传重视发挥专家作用的单位和个人，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第二十三条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省管专家的选拔工作，精心组织，好中选优，宁缺毋滥。对利用选拔机会进行压制、诬陷、打击报复者，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发布前，已被授予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和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者，享受除一次性奖励以外的其他待遇。在陕西工作的两院院士，享受除一次性奖励以外的其他待遇。
今后不再进行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的选拔工作。过去被授予“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符合本办法的人员，可申报省管专家。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过去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