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
朱永才 朱晓东
一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媒体报道了大量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例，笔者发现这一罪名的扩大化己经是极普遍的现象。一些地方的司法实践把一些民间借贷行为都放进这个罪里。许多个案根本不考虑企业或个人吸收资金是以非法从事资本、货币经营为目的还是为解决企业或个人自身发展需求；不考虑是否存取自由、是否造成损害后果。这一扩大化的倾向与入世后打破金融垄断、鼓励金融市场竞争、民间金融逐步合法化的趋势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如果放任这一扩大化的倾向继续发展，必将成为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阻碍。
在理论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扩大化表现为：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解释为：非法吸收公众原本会存到银行金融机构去的存款。其理由是：因为被有关企业或个人吸收或借贷，使银行的存款业务减少；行为人虽然没有对“存款人”的财产造成损失，但必须对银行金融业务减少而造成银行的损失及其储户的“彷徨”负责。从而，该罪的危害不但是对金融秩序的危害，而且扩大为对金融机构的垄断利益的危害，这样就把损害金融垄断者的利润和危害金融管理秩序混为一谈。因此，从本质上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罪名的扩大化必然导致对金融机构垄断的强化。从长远来看，这样做不但对银行等金融机构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会阻碍民间借贷的正常发展。所以，有必要在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加以区分。
二、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分析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金融业是国家进行计划调控和经济建设的重要职能部门，其活动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另外，这一时期由于经济不发达，公民手头现金、存款甚少，机关、社团也没有更多可供支配的资金，因此就不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制度环境和客观条件。所以，1979年我国在制定第一部刑法时，并没有规定这个罪名。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和深入，国家经济日益活跃，公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手头现金和储蓄存款也越来越多。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国家金融市场的搞活，市场日益繁荣和市场主体自主经营权的扩大，一些个人和公司、企业为了发展生产或扩大经营，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募集资金，有的进而发展到违反国家金融法规，擅自吸收公众资金或变相吸收公众资金，进行非法集资活动，其中一些金融机构也在相互竞争中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活动。这些行为不但严重扰乱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还给国家和公民带来了极大的金融风险，而且引发了不少民事纠纷和刑事犯罪。为此，1995年5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商业银行法第十一条专门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任何单位不得在名称中使用“银行”字样；其第四十七条规定，商业银行不得违反规定提高或者降低利率以及采用其他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其第七十九条还特别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商业银行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取缔。同年6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其第七条明确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是本罪第一次以单行刑法的形式得以确立，并规定了相应的刑罚。
1997年刑法修订时，考虑到本罪的设立对维护国家金融秩序，保障国家金融体系安全、稳健地运行，促进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起的重要作用，完全吸纳了《决定》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定，并以第一百七十六条做了专门规定。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
鉴于20世纪90年代国内金融秩序较为混乱，特别是非法吸存、非法集资的严峻形势，国务院于1998年7月13日专门制定了关于《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以下简称《取缔办法》）。其第三条规定，非法金融机构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等金融业务活动的机构。非法金融机构的筹备组织，视为非法金融机构；其第四条还对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进行了行业性解释：“前款所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所称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这为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适用刑法，提供了规范性的依据。
统观关于本罪的立法过程，可以看出，国家启动刑罚机制的目的，在于打击所有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因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客观方而表现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在社会上以存款的形式公开吸收公众资金或者通过其他形式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但是对于如何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民间借贷，法律规定并不明确，理论上和实践中仍然存在模糊的认识。
笔者认为，要准确认定该犯罪，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存款。我们知道，在经济学意义上，金融是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包括企业、政府、家庭、个人等)为了相互融通资金，以货币为对象进行的信用交易活动。国家从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出发，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对金融业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对金融业实行特许经营，规定只有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才能从事金融业务。金融业务是专门经营资本、货币业务的一种统称，主要是存贷款业务，也包括一些特定的投资业务。而存款作为一种金融业务，是有特定经济含义的，它是指客户(存款人)在其金融机构帐户上存入的货币资金。在本质上说，能够为客户开立存款帐户，收受客户存款的，或者说有资格经营存款业务的，只能是金融机构。而金融机构之所以能够通过还本付息的方式吸收存款，其目的是因为其可以通过对吸收的存款进行放贷或向国家银行存款，或者通过特定的投资获取更大的收益。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目的正在于用吸收的资金进行资本和货币经营。而资本和货币经营具有其特殊性，对一个国家经济的稳定运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国家才不惜通过刑法的手段对此加以控制。
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的区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12章规定，建立在真实意思基础上的民间借款合同受法律保护；1991年7月2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在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下的范围内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1999年1月26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因此，从民法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出发，一个企业向一个公民或者多个公民借贷都属于合法民间借贷。
在现实生活中，民间借贷是非常普遍的。不仅有公民之间相互借贷，而且有企业及其他组织集资建房、修路或者开展公益事业，以及企业改制过程中职工出资入股等情形。这些虽然也体现为吸收资金并且也有利益回报，特别是公民之间的借贷一般都约定有利息但并不违法，也不需要银行管理机构的批准。而且，这些借贷行为还受到《合同法》的保护。
但这样的合法民事行为在《取缔办法》中就可能变成了非法，从合法民间借贷行为到《取缔办法》中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民事法律与金融行政法规之间缺少应有的逻辑关系，合法的民间借贷在《取缔办法》中地位不明，法律之间存在冲突。到底向多少个公民借贷或者借贷多少属于合法范围，尤其是在什么条件下触犯《刑法》，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并没有真正反映出行为人吸收资金的非法性；“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也并非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律特征；《取缔办法》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界定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显然是不合适的。对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界定也是如此。《取缔办法》对非法吸收存款的界定混淆了民间借贷与作为金融业务存款的界限。
从国家允许民间借贷（事实上也不可能禁止）的事实可以知道，法律禁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并非禁止公民、企业和组织吸收资金，而是禁止公民和其他组织未经批准从事金融业务，像金融机构那样，用所吸收的资金去发放贷款，去进行资本和货币经营。能够用吸收的资金进行资本和货币经营，正是金融业区别于其他行业的所在。因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指的“存款”应该是从资本、货币经营的意义上讲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存款”，才能解释清楚民间借贷与银行吸收存款的区别，才能找到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界限。否则，就难以避免这样一个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的机械推理的局面——对一个人或单位向十个人借款甚至向一百个人付息借款，按民间借贷处理，不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对其向更多的人借贷却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处理。也正像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著名的法学家江平说所说的那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正常的民间借贷有什么区别?我向20个人借行不行?有没有一个界限?现在看没有。如果我向50个村民借贷是不是就变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为了加以区分，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对此加以明确，即在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界定上应该增加“以非法从事资本、货币经营为目的”的表述。
总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认定应该从非法从事资本、货币经营的角度去界定。如果仅仅是吸收社会资金进行个人发展或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而未进行资本、货币经营，即使未经银行管理机构批准，就不应该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事实上，如果把《取缔办法》第三条和第四条结合起来看，其立法本意亦是如此。
作者简介：朱永才，男，1951年生人，河北馆陶人，河北博大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朱晓东，男，1977年生人，河北馆陶人，河北经贸大学2004级经济法专业研究生。
国务院批转劳动部等部门关于制止小煤矿乱挖滥采确保煤矿安全生产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
国务院批转劳动部等部门关于制止小煤矿乱挖滥采确保煤矿安全生产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有关部门：
国务院同意劳动部、国务院经贸办、地矿部、能源部、农业部、统配煤矿总公司、全国总工会《关于制止小煤矿乱挖滥采确保煤矿安全生产的意见》，现转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关于制止小煤矿乱挖滥采确保煤矿安全生产的意见
国务院：
近年来，各种形式的小煤矿发展很快，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支援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安全状况很不好，事故严重；二是在国营煤矿井田范围内乱挖滥采，不惜破坏国家煤炭资源，甚至严重影响国营大矿安全生产。
这些问题，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存在，有的还非常严重。
今年一至九月，全国乡镇煤矿因工死亡人数达三千八百五十四人，占全国煤矿事故死亡总数的65．5％，比去年同期上升了6．6％，特别是无证非法采煤的小煤矿事故更 为突出，仅一次死亡三人以上的事故就发生六十次，死亡四百零八人。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上升了2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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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全国一百零三个统配矿务局（矿）井田范围内开采的小煤矿约有一万一千二百多处，其中有五千八百多处是无证非法开办的，这些小煤矿对国营大矿的安全生产影响十分严重。例如，乱挖滥采大矿各类保安煤柱的有一千三百多处，与国营大矿贯通的有二千五百多
处，进入国营大矿采区的有六百多处，已经造成透水事故三百八十七次，瓦斯爆炸二十五次，由此破坏生产矿井现有生产水平储量十五亿吨，直接经济损失十二亿元。江西省洛市矿务局龙溪矿四平方公里的井田范围内有九十七个小煤矿在乱挖滥采。由于这些小煤矿主要是开采国营矿工业广
场和建筑物下的保护煤柱，致使地面许多建筑物受到破坏。今年，丰城市楼前乡一无证煤矿发生透水事故，殃及相毗邻的另一小煤矿和龙溪煤矿，两个小煤矿死亡十九人，龙溪煤矿死亡七人，仅龙溪煤矿巷道被淹，经济损失就达一千五百多万元。
为整顿乡镇煤矿和取缔无证非法采煤，近年来，国务院先后发出了《国务院关于乡镇煤矿实行行业管理的通知》（国发〔1986〕105号）、《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关于立即整顿国营煤矿井田内各种小井的意见的通知》（国发〔1988〕18号）、《国务院关于清理
整顿个体采煤的通知》（国发〔1991〕37号），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对小煤矿进行了多次整顿，乱挖滥采现象有所减少，有的地区乡镇煤矿走上了合理布局、依法开采、安全生产的道路，但多数地区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许多乡镇煤矿不具备起码的安全生产条件；无
证煤矿在一些地区仍然大量存在；不依法开采、越层越界威胁国营大矿安全生产的问题相当严重。
这些问题的产生和存在，其根本原因就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对于煤炭资源开采的管理和安全生产条件，《矿产资源法》、《矿山安全条例》以及行业主管部门和各省（区、市）均有明确规定，关键是这些规定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有的地方对发展乡镇煤矿的指导思
想不正确，尤其是有些县（区）、乡一级政府的领导，只考虑发展乡镇煤矿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农民致富和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面，而不考虑乡镇煤矿违法开采，不安全生产、会破坏国家资源和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一面。有的地方置国家法令于不顾，管理失控，放任自流。从目前情
况看，如不采取有力措施，这些问题有继续加剧的趋势，将会给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资源造成更大损失。为此，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当前小煤矿存在的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落实管理责任制度。要充分认识各自在发展和管理煤矿工作中应承担的责任，下决心依法严格管理，扶持和引导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要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宣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教育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
，特别是县（市）、乡两级干部，认识到发展煤矿生产，必须合理规划，依法开采，安全生产，决不能盲目蛮干，不能无视国家法律和规定，从而增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法制观念，自觉遵守和维护国家法律和政府的规定。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对贯彻《矿产资源法》、《矿山安全条例》和国务院有关文件的情况进行认真检查，并结合贯彻《矿山安全法》，制定有力措施，对当地存在的问题限期予以解决。当前，要立即对在国营煤矿井田范围内的小矿进行清理，凡是危害国营煤矿安全生
产无证开采的小矿要立即关闭，对已取得采矿许可证，但越层越界开采的小矿要责令退回本矿区范围内开采，以保证国营煤矿安全生产；对自身安全存在严重问题的乡镇煤矿以及其它小煤矿，也要立即关闭，避免发生重大恶性事故。
三、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把对小煤矿的管理纳入法制轨道，这是解决小煤矿问题的根本途径。开办煤矿都要按照《矿产资源法》的规定进行审批，审批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不符合规定的决不能批准；过去已经开办但不符合要求的要限期达到，对达不到要求的，坚决予以关闭；凡是
不履行批准手续进行无证非法开采的煤矿要坚决取缔，造成严重后果的，要绳之以法，对负有责任的县、乡领导要坚决予以追究；对有证开采的小煤矿因不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条件而发生事故的，要追究批准办矿单位的责任。
四、清理小煤矿的工作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难度很大，各级政府要加强领导，严密组织；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确保清理整顿工作顺利进行。国营煤矿在保证企业正常生产的前提下，要支持并帮助地方发展经济，大小矿间的纠纷问题，要依靠地方政
府做好工作。对一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要及时总结推广。
五、对其它小矿山的安全工作，也可按照本通知精神办理。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贯彻执行。
1993年1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