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协定（天津工业发展项目）
中国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协定
（天津工业发展项目）
（签订日期１９９４年６月２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借款人”）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以下简称“银行”）于一九九四年六月二日签订本协定。
鉴于
（Ａ）借款人对本协定“附件２”所述的项目的可行性和优先性感到满意，要求银行就本项目予以资助；
（Ｂ）天津市已于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九日批准实施了一项“机床、工程机械、电子元件、汽车部件和电机行业的发展规划和战略”；
（Ｃ）在借款人的帮助下，本项目的Ｂ．１部分将由天津市执行，项目的Ａ和Ｂ．２部分将分别由交通银行天津分行（交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工商行）（中间金融机构）执行，作为这种帮助的一部分，借款人将使天津市获得根据本协定提供的贷款资金；以及
鉴于银行同意，特别是以上文为基础，按照本协定以及银行与天津市、银行与中间金融机构在本协定签定的同日分别签署的天津项目协定和中间金融机构项目协定中规定的条件和条款向借款人提供本贷款。
本协定缔约双方现协议如下：
第一条 通则；定义
１．０１节 银行于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颁布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及担保协定通则》以及本协定附件５对其所作的修改（“通则”），是构成本协定整体的一部分。
１．０２节 本协定中使用的词汇，除上下文另有要求外，其词义均按“通则”中所下的定义解释，下列新增的词汇，则具有以下词义：
（ａ）“交行”系指交通银行天津分行，一个按交行章程建立和营运的独立法人；
（ｂ）“交行章程”系指中国人民银行于一九八七年三月十日批准的交通银行章程，交通银行是一家全国性的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股份制金融企业；
（ｃ）“交行业务政策和程序说明”系指交行董事会于一九九三年一月六日批准的、后经银行同意进行修改的业务政策和程序；
（ｄ）“发展规划和战略”系指天津市于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九日批准实施的机床、工程机械、电子元件、汽车部件和电机行业的发展规划和战略，包括其后根据天津项目协定附件２第４段与银行取得一致的项目分部门的任何发展规划和战略；
（ｅ）“各中间金融机构”系指交行和工商行，“中间金融机构”系指其中任何一家；
（ｆ）“中间金融机构项目协定”系指银行与中间金融机构在本协定签定的同日所签署的协定，该协定同样可以随时修改。此词义也包括中间金融机构项目协定的所有附件和补充协定在内；
（ｇ）“外币”系指借款国货币以外的任何一国货币；
（ｈ）“自由限额下分贷款”系指符合中间金融机构项目协定附件１第２（ｂ）段自由限额下分贷款规定的一笔分贷款；
（ｉ）“工商行”系指中国工商银行。一家根据工商行章程建立并运行的专业银行；
（ｊ）“工商行章程”系指中国工商银行章程，国务院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建议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批准；
（ｋ）“工商行政策声明”系指中国工商银行于一九八九年七月批准、后经银行同意修改的政策声明；
（ｌ）“投资企业”系指符合中间金融机构项目协定附件１第１（ｆ）节规定的标准、中间金融机构或已经向其发放一笔分贷款的企业；
（ｍ）“投资项目”系指投资企业使用分贷款资金在项目分部门进行的具体的技术改造项目；
（ｎ）“项目分部门”系指根据银行与天津市之间项目协定附件２第４节规定的、双方同意的工业分部门；
（ｏ）“人民币”系指借款国货币；
（ｐ）“天津项目协定”系指银行与天津市在本协定签定的同日所签署的协定，该协定同样可以随时修改。此词义也包括天津项目协定的所有附件和补充协定在内；
（ｑ）“专用账户”系指本协定２．０２节（ｂ）所指的账户；
（ｒ）“分贷款”系指中间金融机构准备或已经就一个投资项目向一个投资企业用本贷款资金的一部分发放的贷款；
（ｓ）“各转贷协定”系指根据天津项目协定第２．０２节（ａ），天津市与各中间金融机构签定的转贷协定，该转贷协定同样可以随时修改，此词义包括转贷协定的所有附件在内；“转贷协定”系指各转贷协定中的任何一个；
（ｔ）“子公司”系指由一个中间金融机构或该中间金融机构的一个或几个分支机构或者由该中间金融机构和其一个或几个分支机构拥有或有效控制其大部分具有表决权的在外股票或其他业主权益的任何公司。
第二条 贷款
２．０１节 银行同意按照本贷款协定所规定的和提及的条款和条件，向借款人提供一笔以多种货币计算的、由银行对每笔提款按其提款当日的汇率进行折算、折算后提款总额相当于一亿五千万美元（ＵＳ＄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的贷款。
２．０２节 （ａ）此项贷款资金可根据本协定附件１的规定，从本贷款账户中提取，用以支付：
（ｉ）中间金融机构已支出的（或经银行同意也可用于支付将发生的）、投资企业根据分贷款需从贷款账户中提取的用于支付投资项目所需的货物及服务的合理费用；
（ｉｉ）分贷款项下投资企业所需的建设期利息；以及
（ｉｉｉ）已发生的（或经银行同意也可用于支付将发生的）本项目Ｂ部分所需的、并应由本贷款资金支付的货物及服务的合理费用。
（ｂ）为实现本项目的目标，借款人应以银行满意的条款和条件，在一家银行开设并保持银行可以接受的美元专用账户。该专用账户中款项的存入和支出，均应符合本协定附件４的规定。
２．０３节 提款截止期为二０００年六月三十日，或由银行另行规定的更晚的日期。对于该更晚的日期，银行应及时通知借款人。
２．０４节 对于尚未提取的贷款本金部分，借款人应按百分之零点五（０．７５％）的年率，按时向银行交付承诺费。
２．０５节 （ａ）对于已经提取、尚未偿还的贷款本金部分，借款人应按照每一利息期的利率及时付给利息，此项年利率为前一个半年期所确定的核定借入款成本加上０．５％。在本协定２．０６节所规定的每一日期，借款人应支付未偿还贷款本金在前一个利息期内所产生的利息额，该利息额是按照该利息期内所适用的利率计算的。
（ｂ）银行应根据实际可能，在每一个半年期终了后，将该半年期的“核定借入款成本”通知借款人。
（ｃ）在本节中使用的：
（ｉ）“利息期”系指本协定２．０６节中规定的从各个日期开始的六个月时期，利息期自本协定签定日所在的“利息期”开始。
（ｉｉ）“核定借入款成本”系指一九八二年六月三十日后银行已经提取而未清偿的借入款部分的成本费用，该笔费用由银行合理确定，并以年利率来表示。银行的借入款部分不包括银行分配给下列资金的这类借入款或部分借入款的费用：（Ａ）银行的投资部分；（Ｂ）银行在一九八九年七月一日以后可能发放的、其利率不是根据上述（ａ）段的规定确定的贷款。
（ｉｉｉ）“半年期”系指以日历年计算的前六个月或后六个月时期。
（ｄ）在银行至少提前六个月通知借款人银行所规定的日期时，本节（ａ）、（ｂ）和（ｃ）（ｉｉｉ）段将按如下所述进行修改：
“（ａ）对于已提取尚未偿还的贷款本金，借款人应按每一季度的利率及时交付利息，该利率为前一季度所确定的核定借入款成本加上０．５％。在本协定２．０６节所规定的每一日期，借款人应支付未偿还贷款本金在前一利息期内所产生的利息额，该利息额是按照该利息期内适用的利率计算的。”
“（ｂ）银行应根据实际可能，在每一季度终了后，将该季度的‘核定借入款成本’通知借款人。”
“（ｃ）（ｉｉｉ）‘季度’系指从日历年的一月一日、四月一日、七月一日及十月一日开始的三个月时期。”
（ｉ）在（ａ）段中，第一句中的“利息期”一词由“季度”一词代替；第二句中的“利率”一词改为复数（ｒａｔｅ改为ｒａｔｅｓ）；
（ｉｉ）（ａ）段和（ｂ）段中的所有“半年期”一词均由“季度”一词代替；
（ｉｉｉ）（ｃ）（ｉｉｉ）分段改为对“季度”一词的解释。
２．０６节 利息及其他费用应每半年交付一次，交付日为每年的五月十五日和十一月十五日。
２．０７节 借款人应按照本协定附件３规定的分期还款表，偿还贷款的本金。
第三条 项目的执行 贷款资金的使用
３．０１节 （ａ）借款人对实现本协定附件２中所述的本项目的各个目标予以承诺，因此，除了无任何限制及约束地履行本贷款协定中规定的其他义务外，借款人应促使天津市和各中间金融机构履行天津项目协定和中间金融机构项目协定中规定的它们应承担的义务，并应采取或促使采取一切行动，包括必要或适当地提供资金、设施、服务和其他资源，使它们能履行这种义务，不应采取或允许采取任何妨碍或干扰履行这些义务的行动。
（ｂ）借款人应以以下的主要条件和条款将本贷款转贷给天津市：（ｉ）还款期不超过二十年，包括五年宽限期；（ｉｉ）利率为本协定２．０５（ａ）节规定的银行利率；（ｉｉｉ）承诺费与本协定２．０４节相同；（ｉｖ）外汇风险由天津市承担。
３．０２节 除非银行另行同意，采购本项目所需的并将由本贷款资金支付的货物和聘请咨询专家服务均应根据天津项目协定附件１和中间金融机构项目协定附件２的规定办理。
３．０３节 银行与借款人同意：分别由（ａ）天津市根据天津项目协定２．０４节的规定，就项目Ｂ．１部分，（ｂ）各中间金融机构根据中间金融机构项目协定２．０３节的规定就项目Ａ部分和Ｂ．２部分履行有关的“通则”第９．０４节、９．０５节、９．０６节、９．０７节、９．０８节和９．０９节（分别关于保险、货物和服务的使用、计划和日程表、记录和报告以及维修等节）所规定的义务。
３．０４节 借款人应随时应任何一方的要求，与银行和各中间金融机构根据中间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和利润率，以及中国和国际上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对中间金融机构在其贷款业务中所收取的利率交换看法。
第四条 财务约文
４．０１节 （ａ）对于根据费用报表从贷款账户中提款支付的所有费用支出，借款人应当：
（ｉ）按照健全的会计核算程序，保持或促使保持反映上述支出的记录和账户；
（ｉｉ）保证所有证明上述费用支出的记录（合同、订单、发票、账单、收据和其他文件）一直保留到银行收到最后一次自“贷款账户”或专用账户中提款的那一个财政年度的审计报告后，至少再保留一年；
（ｉｉｉ）使银行的代表能审查这类记录。
（ｂ）借款人应当：
（ｉ）由银行可以接受的独立审计师，按照一贯运用的适当的审计原则，对本节（ａ）（ｉ）段中提及的每一财政年度各种记录和账目包括专用账户进行审计；
（ｉｉ）尽快，但在任何情况下最迟不晚于每一被审计财政年度结束后的六个月，向银行提供一份由上述审计师所作的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的范围和详细程度依银行的合理要求而定，审计报告中应包括该审计师出具的一份独立意见书，以说明在该被审计年度中提交的费用报表及这些费用报表准备的程序和内部管理制度是否能作为有关提款的依据；
（ｉｉｉ）根据银行随时提出的合理要求提供与上述记录和账户以及审计有关的其他资料。
第五条 银行的补救措施
５．０１节 根据“通则”第６．０２节（１）段的规定，将补充事项规定如下：
（ａ）天津市或任一中间金融机构未能履行天津项目协定或中间金融机构项目协定中规定的分别应履行的各项义务；
（ｂ）本贷款协定签字后已出现的情况所造成的一种特殊情形，使得天津市政府或任一中间金融机构无法履行天津项目协定或中间金融机构项目协定中规定的它们应履行的义务；
（ｃ）交行章程、工商行章程、交行业务政策和程序声明或工商行政策声明被修改、中止使用、取消、废除或放弃，以致对任一中间金融机构的业务或财务状况或其实施项目或履行项目协定中规定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的能力产生实质性的不利的影响；
（ｄ）借款人或其他任何权力机构采取解散或撤销任一中间金融机构或中止其业务活动的任何行动。
５．０２节 根据“通则”７．０１节（ｈ）段的规定，将补充事项规定如下：
（ａ）发生本协定５．０１节（ａ）段所述的情况，并在银行向借款人发出通知后六十天之内继续存在；以及
（ｂ）发生本协定５．０１节（ｃ）、（ｄ）段中所述的任何情况。
第六条 生效日期；终止
６．０１节 在“通则”１２．０１节（ｃ）段的含义范围内，规定下列情况为本贷款协定生效的附加条件：
（ａ）天津市和各中间金融机构已签署各转贷协定；
（ｂ）借款人的国务院已批准本贷款协定；以及
（ｃ）项目执行咨询专家已按照天津项目协定附件２第１１节的规定选定。
６．０２节 在“通则”１２．０２节（ｃ）段的含义范围内，规定下列情况作为补充事项，并应包括在准备向银行提供的法律意见或法律意见书内：
（ａ）天津项目协定已得到天津市的正式批准或核准，其条款对天津市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
（ｂ）中间金融机构项目协定已得到各中间金融机构的正式批准或核准，其条款对中间金融机构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
（ｃ）各转贷协定已得到天津市和各中间金融机构的正式批准或核准，其各自有关的条款对天津市和各相应的中间金融机构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６．０３节 兹确定本协定签字后九十（９０）天为“通则”１２．０４节要求的日期。
第七条 贷款人的代表；地址
７．０１节 根据“通则”１１．０３节的要求，借款人的财政部长被指定为借款人的代表。
７．０２节 根据“通则”１１．０１节的要求，兹确定以下地址：
借款人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 １００８２０
三里河 财政部
电报挂号：
ＦＩＮＡＮＭ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用户电传号码：
２２４８６ ＭＦＰＲＣ ＣＮ
银行方面：
美利坚合众国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２０４３３
西北区Ｈ街１８１８号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电报挂号：
ＩＮＴＢＡＦＲＡ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用户电传号码：
２４８４２３ （ＲＣＡ）
８２９８７ （ＦＴＣＣ）
６４１４５ （ＷＵＩ）或
１９７６８８ （ＴＲＴ）
本协定的缔约双方，通过其各自妥善授权代表，于上述日期在美利坚合众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就本协定以各自的名义予以签署，以昭信守。
注：附件一、二、三、四、五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东亚和
授权代表 太平洋地区副行长
李道豫 古塔姆·卡吉
（签字） （签字）
李奋飞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内容提要: 对于证人(包括作为被告人近亲属的证人)的作证问题,目前最需要解决的并不是“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的问题,而是如何才能真正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这个老大难问题。
去年年末,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二稿。二稿在不少方面比一稿有所进步。但是,在近亲属作证的问题上则没有任何的变化:“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上述关于“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的规定,被不少媒体认为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亮点之一。有些人可能都没有来得及细读这个条文的内容就兴奋地将其上升到近亲属作证豁免权的高度来解读,并力求从“本土资源”(中国法律传统中有“亲亲相为隐”的规定)和“他山之石”(不少据说已经高度法治化的国家都有亲属作证豁免的立法或判例)中挖掘素材来论证这个规定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现在,媒体对该规定的关注已经明显降温。所以,我写本文的目的不是为了论证很多人对这个规定的解读是过度的乃至是错误的。这里我将侧重论证,这个规定即使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其意义也是微乎其微的,甚至还有可能引发新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要提醒读者反思,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究竟有哪些是无法实现而只适合观看的权利,以期对即将到来的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有所裨益。
之所以说这个规定的意义微乎其微,是因为,在中国刑事审判中,存在着陈瑞华教授曾经指出的“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审判方式。在此种审判方式下,法官不仅在开庭前要充分研读案卷,庭后仍然要反复研读案卷,从而既不可避免地使法官对案件形成预断,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法庭审判本身的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法官究竟还有多少耐心去费时费力地传唤证人(包括但远远不限于作为近亲属的证人)来出庭证明他认为已经胸有成竹的案件?尤其是在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传闻证据规则的情况下,证人出庭与否并不影响其证言的效力,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检察官,还是法官,又哪里会有动力去传唤证人(包括但远远不限于作为近亲属的证人)出庭作证呢?所以,中国的刑事法庭上鲜见证人,板子不应至少不应主要打到证人身上。相应地,靠法院强制证人出庭或许并不能真正解决证人出庭作证难的问题。
如果说,将来法院对不愿意出庭的普通证人都不会轻易采取强制手段来保证其出庭作证的话,那么赋予近亲属出庭作证的豁免权这个乍看起来比较人性的制度设计又有多少实质意义呢?在作为近亲属的证人出庭与否都不影响其证言效力的情况下,又哪里能够真正维护亲属之间的信任关系呢?因为,作为被追诉人的近亲属,只要他(她)向控方做出了对被追诉人不利的证言,只要这个证言在法庭上被宣读并最终被采纳,都不会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有任何影响,也不会导致许多人所担心的放纵犯罪的结果。这哪里有“亲亲相位隐”的影子呢?又怎么能够颠覆“大义灭亲”呢?
问题可能还不在于这个规定的意义不大。我担心的是,如果这个规定被曲解的话,可能会引发新的问题。按照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规定,证人证言如果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并且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这里的证人证言,显然既包括普通的证人提供的证言,也包括被作为证人的被告人的近亲属提供的证言。这意味着,即使是被告人的近亲属,其如向检控方提供过证言,如果该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且辩护方也有异议,那么,法院在认为该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是应当通知其出庭作证的。只不过,出庭不出庭全凭被告人近亲属的自愿。在其拒绝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法院既不能对其采取强制手段,也不能对其适用拘留措施。这在有些情况下可能会影响到被告人对质权的实现。
长期的司法实践表明,在不少案件中,被告人的近亲属都做出了对其不利的证言。对于这些对自己不利的证言,有时被告人还是有着不同意见的。但是,大都因为其近亲属的不出庭而无法对其展开有效质证。我推断并相信,有些近亲属之所以没有走向法庭,并不是其不同意,而是根本得不到法院的准许。因为,基本的社会常识告诉我,绝大多数被告人的近亲属是不愿意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其之所以会选择向检控方作证,多多少少都带有“强迫”的性质。这些被“强迫”做出了不利于自己近亲属之陈述的证人大多是愿意走向法庭的,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推翻”之前不太情愿做出的证词。但是,他们的出庭要求几乎不太可能得到法院的许可。典型的例证就是,在很多贪贿案件中,近亲属作证的情况屡见不鲜,而出庭作证的案例我却素未耳闻。而且,即使其真的走向法庭并做出新的陈述,法官通常来说也不会相信至少也不会轻易相信(所以,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学界,有个基本的共识就是,真正决定被追诉人命运的诉讼阶段,是侦查而不是审判)。
基于这种司法现状,我有理由担心,在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有可能甚至必定会发生假借不得强制近亲属出庭作证之名来剥夺被告人的对质权的情况。而确保被告人的对质权,这无论如何都是维护公正审判的最低要求。在公正审判和家庭伦理之间,我想,最需要维护的还是公正审判的价值。也因此,对于证人(包括作为被告人近亲属的证人)的作证问题,目前最需要解决的并不是“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的问题,而是如何才能真正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这个老大难问题。可以这样说,刑事诉讼法经此次大修,若能解决好这个问题,就算得上是“重大突破”了。
现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已经箭在弦上。我们在反思“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这个权利之余,似乎还有必要认真检索,在我们的刑事诉讼中,究竟还有哪些权利只适合观看而实际根本无法实现?结尾之际,我先带头举个例子。在我看来,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3条赋予犯罪嫌疑人的一项权利就是这样的权利。按照该条的规定,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犯罪嫌疑人有权拒绝回答。显然,这个权利,根本就不具有实现的可能。在中国的侦查讯问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整个的讯问节奏实际上完全控制在侦查人员手中,因而,“问题”是否“与本案有关”,判断权不可能掌握在处于绝对弱势的犯罪嫌疑人手中。如果有谁真的认真对待这个权利,其结局或许更为悲惨。
所以,法律人在考虑引入某项权利时,既要认真研究是否真的需要在法律上设置这个权利,还要深入思考实现这项权利的条件(包括但远不限于制度条件)。这样的立法,才有可能更科学,也更可能得到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