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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雨村是《红楼梦》中的一个着墨不多却十分重要的人物。在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中，他“徇情枉法，胡乱判断”薛蟠打死冯渊一案，成为错判葫芦案的“葫芦（糊涂谐音）僧”。但是从全书中贾雨村的表现来看，他不仅一点不糊涂，还是一个非常善于利用法律和人情谋取私利的精明人。导致他最终“枷锁扛”的原因有很多，固然有他个人官德的问题，但他的堕落更多体现的是中国封建宗法关系对于司法者的熏染和同化。可以说，封建宗法关系决定了古代司法者必然处于公与私无法衡平的尴尬境地，贾雨村的悲剧也是中国古代司法者最寻常、又是难以摆脱的梦魇惊悸。

封建官场的腐朽和暮气扼杀了司法者的个性和锐气

贾雨村原是一介穷儒，出身没落官宦人家。他贫居乡间，但“抱负不浅”，连一个丫鬟也知道他“必非久困之人”，忍不住多看他几眼。此时的贾雨村如同待价而沽的美玉，才华横溢，意气风发。在得到甄士隐的赠银后当年便“会了进士，选入外办，升了本县知府”。初入仕途的贾雨村春风得意马蹄疾，却受到了同僚的排挤。

原来在同僚眼中，贾雨村“生情狡猾，擅篡礼仪，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结虎狼之属”。反过来看，这些评价不恰恰说明贾雨村心思缜密、敢于创新、看重名誉、抱负远大吗？但是这种个性和锐气“虽才干优长，未免有些贪酷之弊，且又恃才辱上”，不容于封建官场，也不被皇帝所接纳，最终“龙颜大怒，即批革职”。

这是贾雨村第一次仕途结局。从他的经历可以看出，他之所以被革职，并非因为贪污腐败，也不是因为没有政绩，而是因为他违反了封建社会为官之道，不谦恭、不圆滑，事业心强却不善于处理上下级关系，人人“侧目而视”。罢免消息传来，官员们“无不喜悦”，但贾雨村“全无一点怨色仍是嬉笑自若”，说明他确实是一条好汉，遭遇委屈和挫折仍能泰然处之。可见虽然经历一场失败的仕途，贾雨村还是保留了知识分子的清高孤傲，骨头仍是硬邦邦的。

贾雨村离开官场后先给贾宝玉当老师，因贾母溺爱辱师，他辞馆而出；游历中贫病交加，他只得托请朋友到林黛玉家再做个私塾先生。闲居无聊之时，贾雨村开始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思考，大彻大悟。当冷子兴取笑宝玉“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时，他罕然厉色制止，认为“若非多读书识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玄之力，不能知也”——可见遭受挫折后的贾雨村深深理解贾宝玉，他也同样聪慧、深刻、性灵，不同的是贾宝玉于幻灭后选择了出家，贾雨村在厄境后选择了泯灭个性和收敛锋芒，寻找时机再次步入了仕途。

司法者选拔的随意性决定了司法者执法的随意性

贾雨村在《红楼梦》中只是一个配角，名气却不输宝黛，主要是因为他曾经办理了一个“葫芦案”。原来小乡绅冯渊要买英莲做妾，金陵一霸薛蟠也要买英莲当丫头，拐子一女两卖，薛蟠便指使豪奴将冯渊打死。此案第一次庭审，贾雨村大怒，斥之为“岂有这样放屁的事” ，立即发签差人捉拿凶犯族人，签署通缉令要捉拿薛蟠归案，完全秉公执法的模样。但是最终该案的处理结果“皆由葫芦庙内之沙弥新门子所出”，即谎称冯渊薛蟠是夙孽相逢，双双死去，然后薛家出钱，冯家烧埋，拐子处治，余不略及。不仅如此，身为法官的贾雨村还修书被告薛蟠的舅父王子腾、姨夫贾政，告知“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呵护有加，关爱备至，成了凶手的贴心人。

贾雨村的首鼠两端并非完全慑于“护官符”的威力。官商勾结的前提是钱权互易，四大家族尽管炙手可热，但凡涉及诉讼，他们通常都会花些银两来买通官府（如张华诉贾琏偷娶尤二姐案），有时甚至会赢的非常艰难（如薛蟠第二起命案）。但只有薛蟠打死冯渊的案件四大家族没有花钱，却赢得风光，后来还成了薛蟠对外炫耀的资本。究其原因，表面在于司法者执法的随意性，而实质在于统治者对于司法者选拔的随意性。

在朝廷这个大案板上，贾雨村不过是块任人驱使的鸡鸭鱼肉，他的命运更多的决定于他与主子的亲疏远近。在他没有投靠贾家的时候，同僚诽谤几句便可丢掉乌纱；而在他效忠贾家后，即使是为了几把扇子就把石呆子害死，甚至连贾琏都对他的恶行发出指责，但只要贾家不倒，他就安若磐石。十年寒窗不过得到一个县令的职务，费尽心机“谋”来的职位只不过当一个9岁小女孩（黛玉）的启蒙教师。而现在，学生家长林如海和贾政联名一封举荐信，就能让他“轻轻谋了一个复职的候缺”，还是金陵应天府的肥缺，哪怕自己曾有贪酷之名也毫无妨碍。或一步登天，或随时罢免，全看你的靠山是谁——这种经历对贾雨村的教育是深刻的、醍醐灌顶的。

在被随意提拔的司法者手中，法律必然会表现出强烈的随意性。贾雨村之所以如此卖力掩盖薛蟠的故意杀人罪责，又如此置司法者的尊严于不顾修书讨好表功于贾政王子腾，主要动力就来自他上述戏剧化的经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法律当然就成了任人摆布的泥娃娃，“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也就不难理解了。

封建伦常关系决定了司法者难以独善其身

有人认为贾雨村是反复无常、恩将仇报的势利小人，理由是贾雨村收到甄士隐的赠银后不辞而别；英莲是恩人甄士隐的独生女，贾雨村却任由薛蟠掳入薛家；贾雨村为了几把古扇害死石呆子，这起案件成为贾家败落的导火索之一。

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从贾雨村的视角分析，就可以看出作为司法者的贾雨村其实常常面临十分尴尬的处境，而这种尴尬恰恰也是封建社会许多司法者难以破解的难题。

比如对于甄士隐的报答，当贾雨村回到故地的时候甄士隐已经出家，他只能赠银给甄士隐的岳父和妻子，同时不忘落魄时回首自己的娇杏，娶她为二房；关于石呆子的古扇，贾赦曾训斥贾琏说：“人家（指贾雨村）怎么弄了来？”言外之意贾赦曾让儿子和贾雨村都去“弄”，结果是贾雨村“弄”来了。可见石呆子被害是贾赦主谋指使的，贾雨村不过是个执行者。对于宦海两起两落的贾雨村来讲，除了枉法栽赃献媚权贵之外，他真的有什么其他选择吗？

英莲被掳一案，原本贾雨村也愤恨于“打死人命就这样白白的走了，再拿不来的！”但得知对方是金陵一霸后，他立即就明白此案被告人不可能到庭，遑论司法的执行力了。他面临的是一个两难选择，要么拼得一身剐，也未必能把皇帝拉下马；要么息事宁人，在精神上用“夙孽”之说宽慰冯家，在经济上多给烧埋之银安抚冯家，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只能选择第二个方案。因为英莲已经被薛蟠抢走，即使索回，在那个一女不嫁二夫的社会里，她还有其他归宿吗？何况冯渊和拐子都已经故去，英莲除了薛家已经无处可去。事实上，英莲后来在薛家过得还算舒心，一直到薛蟠娶妻她才开始真正的磨难，在饱受正房夏金桂的折磨后含恨死去。英莲的悲剧在于她的薄命：贾雨村落魄的时候，她不需要他人帮助；贾雨村得势的时候，她的命运已经无法逆转。

封建道德的虚伪造成了司法者心与行的脱节

其实何止英莲，即使是贾雨村，一个从小饱读诗书、长期接受儒家“建功立业、光宗耀祖”教育、没有其他谋生技能的封建知识分子，在“学而优则仕”的社会里，除了不顾一切追逐功名利禄，还有其他路径可选择吗？说起来贾雨村没见过贾宝玉的时候，就已经成为贾宝玉的知音，知道贾宝玉为何见了男人便觉浊臭。他羡慕贾宝玉有庞大的家族势力和“金满山，银满山”的资产供其保持纯净。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史湘云劝宝玉见见贾雨村“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学问”，被贾宝玉骂作“混账话”，下了逐客令。以贾雨村的聪明和贾宝玉的率真，贾雨村应该早就知道贾宝玉并不喜欢他，可他每次来贾府定要见见宝玉，哪怕明知公子哥的厌弃。

贾宝玉不懂贾雨村，贾雨村却懂宝玉的心。贾雨村，一个原本有情有义、知恩图报，不肯“因私废法”的封建司法者，在第二次步入仕途后选择了攀附权贵、助纣为虐之路，官至“补授了大司马，协理军机参赞朝政”，但最终“因嫌乌纱小，致使枷锁扛”。他的经历具有相当高的标本价值，集中体现了司法权在封建社会纲常伦理体系中的边缘地位。数百年来他头上的“葫芦僧”标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司法制度最具有特色的注解之一，诉说着司法者在封建统治机器中被动、游移、从属，时而被扛做大旗、时而被踩在脚下的尴尬境地。


（作者单位：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概要：死亡赔偿金可否用于偿还死者生前的债务?死亡赔偿金在权利人之间应如何分配？这是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会遇到的问题，对于该问题的处理，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继承法》规定的遗产是死者死亡时留下的财产，死亡赔偿金是赔给生存的近亲属的，不属于遗产，不能用于判决偿还死者生前的债务；有人认为人身损害赔偿理论将其定性为继承损失说，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未来余命年龄可得利益的减少而给与的补偿，说明其具有遗产性质，应视为死者的遗产，予以判决。两种意见分歧的根源在于法律对死亡赔偿金性质的规定不明确。笔者拟通过对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当前在理论上的分歧、审判实践中的做法的考察，对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及如何合理分配做一些分析探讨，以期规范该类案件的审理。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近期审理过这样两个案子：例1：徐某与石某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徐某重伤和石某死亡，交警部门认定徐某承担事故次要责任，石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石某近亲属诉至法院徐某及保险公司，法院审理后判决保险公司赔偿15万多，徐某赔偿2万多。现徐某诉至法院要求石某近亲属赔偿，就前案判决的死亡赔偿金能否用于偿还死者生前债务?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继承法》规定的遗产是死者死亡时留下的财产，死亡赔偿金是赔给生存的继承人的，不属于遗产，不能用于偿还死者生前的债务，不该判决；另一种意见认为，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未来余命年龄可得利益的减少而给予的补偿。人身损害赔偿理论将其定性为继承损失说，说明其具有遗产性质，应视为死者的遗产，可以用于偿还其生前债务，予以判决。

　　例2：在一起共有纠纷中，受害人死亡后获得了加害方的经济赔偿，受害人父母占用了该部分赔偿款，受害人妻子及女儿诉至法院要求平均分割该部分赔偿款中的死亡赔偿金，该死亡赔偿金在受害人近亲属之间应如何分配？

　　对上述纠纷如何处理，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各地司法实践中处理不统一，原因在于法律对死亡赔偿金性质的规定不明确，各地理解做法不一致，影响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于是，引出笔者对死亡赔偿金性质的思考。

　　二、死亡赔偿金制度的渊源演变及理论学说

　　（一）我国法律规范中关于死亡赔偿金制度的沿革演变

　　1、最早涉及对死者进行赔偿的是1963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交通肇事抚恤问题的批复》同意了黑龙江高级法院：“只要不是被害人自己过失引起的死亡，不管被害人是否有劳动能力都应酌情给一点抚恤”。的意见。这就意味着，在交通肇事中的被害人无论是否有劳动能力，都要给予被害人家属抚恤。此种抚恤的性质，就不是抚养丧失的损失，也不是继承丧失的损失，而是为了安抚死者家属。

　　2、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该条中虽然没有出现“死亡赔偿金”或类似的赔偿项目，但学者解释说，条文中“等费用”就包括了死亡赔偿金，至少为死亡赔偿金留下了可能的余地。

　　3、1992年1月1日生效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第（8）项规定，“死亡补偿费：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十年。”这是立法文件中正式出现死亡补偿费的概念。该办法第37条第（9）项还规定了给付“被抚养人生活费”，《办法》将二者并列，说明此处的死亡补偿费侧重于对死者生前经受的痛苦的精神补偿和死者亲属的精神补偿。

　　4、立法中正式出现死亡赔偿金的概念是1994年1月1日生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法第42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造成消费者或其他受害人死亡的，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抚养的人所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5、2001年3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2）项规定，致人死亡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死亡赔偿金。将死亡赔偿金定性为精神抚慰金，这实际上是对死亡赔偿金的简化，但将导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赔偿权利人得到的赔偿将会少得可怜，也不便协调死亡赔偿金与其他死亡赔偿项目的关系。

　　6、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规定了精神抚慰金，第29条规定了死亡赔偿金，二者并列，说明该解释将死亡赔偿金再次定位为物质损害赔偿。

　　（二）有关死亡赔偿金的理论学说

　　1、“扶养丧失说”。该学说认为由于被侵权人死亡导致其生前依法定抚养义务供给生活费的被抚养人，丧失了生活费的供给来源，受有财产损害，对此损害加害人应当予以赔偿。在这种立法例下，赔偿义务人赔偿的范围，就是被抚养人在被侵权人生前从其收入中获得的或者有权获得的自己的抚养费的份额。至于因被侵权人的死亡而导致对被侵权人享有法定继承权的那些人从被侵权人处将来所继承财产减少的损失，不属于赔偿之列。另外在赔偿时，如果被侵权人没有受其供养的被扶养人，不存在损害，赔偿义务人就不承担该项赔偿责任。目前采取此种观点的有德国、英国、美国大多数州、俄罗斯等。

　　2、“继承丧失说”。该学说认为侵害他人生命致人死亡，不仅生命利益本身受侵害，而且造成被侵权人余命年内的收入“逸失”，使得这些原本可以作为被侵权人的财产为其法定继承的未来可以取得收入，因加害人的侵害行为而丧失，对于这种损害应当予以赔偿。实际上，在这种立法下，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的范围为被侵权人死亡而丧失的未来可得利益。美国少数州、日本等采取该学说。

　　在我国关于死亡赔偿金的性质上历来存在争议。《民法通则》第119条没有规定死亡赔偿金。《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第一次出现死亡补偿费的概念，《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2条、《国家赔偿法》第27条、《产品质量法》第44条对死亡赔偿金作了规定，其基本性质属于精神损害赔偿金。除《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外，实际上其他的规范所采纳的是“扶养丧失说”。

　　但是以“扶养丧失说”作为我国死亡赔偿金制度的理论基础，存在不足，对赔偿权利人的保护不够周到，在司法实务中出现了困境，为此，《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放弃过去的立场，而是以“继承丧失说”解释我国有关法律规定中的死亡赔偿金制度。按照这一新的解释立场，死亡赔偿金的内容是对收入损失的赔偿，其性质是财产损害赔偿，而不是精神损害赔偿。故我国死亡赔偿金的理论基础经历了从“扶养丧失说”到“继承丧失说”的变化。《侵权责任法》出台后，由于赔偿项目中未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有学者认为《侵权责任法》对死亡赔偿金采取的是“扶养丧失说”。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6月30日下发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该通知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在《侵权责任法》适用后的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基本都是按照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同时支持的，故以“继承丧失说”解释我国目前的死亡赔偿金制度是科学合理的。

　　三、死亡赔偿金与遗产的关系

　　关于死亡赔偿金是否属于遗产，历年争议就很多，有学者认为死亡赔偿金不属于遗产，又有学者认为死亡赔偿金属于遗产，莫衷一是。司法实践中遇到类似案例，各地法院判决不一的情形也比比皆是。

　　所谓遗产，《继承法》是以列举的方式规定的：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继承法意见》又对“其他合法财产”作出了解释：公民可继承的其他合法财产包括有价证券和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等。

　　通常认为死亡赔偿金属于遗产的主要有以下学说：

　　1、民事权利能力转化说，认为自然人的死亡，其民事权利能力由存在到不存在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损害赔偿请求权。这种学说有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被害人正处于死亡的过程中，则其应是还未死亡尚有生命的活人，一活人怎能取得因死亡而生的损害求偿权。

　　2、加害人赔偿义务说，认为加害人因其行为所生的赔偿义务不因被害人死亡而消灭，故被害人的求偿权由其继承人继承。但在法律上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这种学说所提出的义务由于不存在对应的权利，因此根本就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