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官制度的缺陷及改革设想
蓝敏强
论文提要：
最高人民法院肖扬提出了“中立、平等、公正、高效、独立、文明”的现代司法理念。围绕建立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法官制度，法院系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本文首先分析了目前法官制度改革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文章认为改革现行法官制度存在三大制约因素：1）社会对建立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法官制度缺乏认同；2）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3）现行法官队伍内部存在抵触因素。文章提出了改革我国法官制度的几点设想：1）理顺党对法院的领导关系；2）以法律形式明确法官独立原则；3）改革法官任命制度；4）严格法官任职资格；5）取消法官等级；6）减少机构设置，使审判骨干回到审判岗位上来。（全文共7182字）
正文：
公正是人类社会永恒追求的价值目标，法治是人类社会公正的最佳方式，而法院独立的地位，高度的司法权威，是法治必不可少的内容，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念。司法公正要从抽象的社会理念，变为客观的社会现实，需要公正的司法制度，更需要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在推进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中，人民法院要成为社会正义的权威，依法治国的支柱，必须改革现行法官制度，构建新型科学的法官制度。因此，建立一套科学的法官制度，对法官的权利、义务、地位和作用正确定位，对法官实施有效的管理，提高法官素质，是当前司法改革中一项重要任务。法官制度是审判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改革的步伐，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审判制度的改革乃至司法制度改革的成败。
一、法官制度改革的成绩
目前，我国法官制度改革已呈现出积极、稳妥、扎实有效的发展势头，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法官制度实现了法律化，为法官制度奠定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1]。1995年，法官法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对法官从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法管理的科学方向发展。它为法官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也为法官制度设定了基本框架。法官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了法官的权利义务，系统明确了法官的职责、任务，确立了法官的法律地位。2、法官资格的考试制度，杜绝了选任法官工作的随意性。法官法实施以后，法官任职资格统一考试已进入了正常化、制度化，特别是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后，法官资格考试更趋严格，有利于国家培养高素质的法律理论合格的法官。这可以说是我国法官制度改革最为主要的成果。3、建立了法官培训体系。为落实法官关于法官培训的规定。最高法院建立了国家法官学院，各地高级法院设立了法官培训中心。初步形成了各级培训体系。4、各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选任考试，选拔了一批业务素质较高的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为探索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还审判权于法官进行了尝试。
二、现行法官制度存在的问题
尽管近年的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现行的法官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法官制度长期以来套用行政管理模式，使得法官整体素质不 高。我国现行的法官制度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建立，建国后基本套用苏联模式，在十年内乱时期又遭到严重破坏。文革之后，法院得到恢复，恢复之初，人员奇缺，除了一部分老法官归队外，更多的是从各个机关、厂矿充实进来。恢复之初人们对法治的认识不足，充实到法官队伍的人员没有严格筛选，这就决定了现有法官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质基础较差。在法官法实施前，法院在八十年代进行了大规模充实。由于没有严格的选拔制度，许多专业能力及素质不高的人员进入法院，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一直得不到提高。由于形势的发展，为了适应审判工作的需要，最高法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设立了法律业大，有的分校在后期还与大学联办了自考考试，为法院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法官整体素质得到了提高。但由于师资、学习的时间等因素限制，业大、函授等毕业的学员其文凭与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是不争的事实。
2、法官选任资格要求不严。法官法颁布以后，对法官的任职条件进行了明确规定，在学历要求上主要是：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毕业或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工作满两年的；或者获得法律专业学士学位，工作满一年的；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法律专业博士学位，可以不受上述工作年限的限制。实施前的审判人员不具备条件的，应当接受培训，在规定的期限内达到规定的条件[2]。也就是说， 这些规定对法院原有工作人员不具溯及力。只是对实施后任命的法官有效。即便如此，也仍然得不到严格的执行，由于人事权在地方，地方党政部门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在安排军队转业干部或政府换届时，往往硬性将领导干部安排到法院，有的直接安排进领导班子或审委会。由于上述诸因素的存在，无法改变已有法官素质不高的状况。法官法实施后按条件任命的法官其学历要求只要法律大专以上（法官法未修改前），工作经历及其他方面要求不高，要胜任专业性极强的审判工作，离专业化要求还有差距。
3、审判职能行政化，法官地位不独立。由于法院未能改变行政化管理的模式，法官难以真正独立行使审判权。众所周知，在法院工作的人员，无论是政工、后勤、甚至法警都有审判员。审判职称并不是根据审判职业之需，而是作为一种政治待遇分配给了法院各个岗位的人员。在法官法实施前，甚至法院工勤人员编制的司机也因其“资格老”被任命为审判员，形成了“法院人人皆法官”的现状。其次，法官从事的并不都是审判职责以内的事务，例如还要参与地方综治、挂点扶贫等。再次，法院的审判工作岗位与非审判工作岗位，按现行的体制可以随意调整，今天是审判庭的法官，明天可能是后勤处干部，这与行政管理的一套方法无差别。这样，法官感觉不到其职业的神圣与严肃，无法增强自豪感。
对法官管理的行政化还体现在对法官独立办案的干预上，法官之上有若干级别的领导干预或制约着，如审委会、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有的法院还出台内部规定，判决书一律要院长、庭长签发，判处三年以上徒刑的案件要经过审委会讨论等等。这些管理方法与行政管理如出一辙。正因如此，法官们必须顺着领导的意图或思路办案，否则判决书签不下来，左右了办案法官，实际上剥夺了法官独立的审判权。
4、法官的待遇和正常晋升得不到保障。日前，地方各级法院由地方领导，法院的经费由地方财政支出，受地方控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法院正常办案经费，甚至工资难以得到保障。法官的职务迁升，特别是院领导职务的迁升去留，受当地党政机关的掣肘，无法避免审判案件时来自外界的干扰，滋生地方保护主义。
三、改革现有法官制度，建立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法官制度面临的现实困难。
从近几年法官制度改革情况看，建立符合现代社会的法官制度，还存在以下困难：
1、现实社会对建立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法官制度没有认同感。依法治国的口号是近几年才提出来的，人们的法律意识仍然十分淡薄。几千年的封建意识和长期的人治环境阻挠着法制的建立，大众的长官意识根深蒂固。有关行政部门对法官职业、法官制度的理解、认同的态度不一。我国实行法官由地方任命，法院的人、财、物均由地方管理，现实法官制度总是考虑与地方相关的人事制度平衡（例如在法官等级上就是与行政级别挂钩），改革难以实现突破性进展。
2、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对建立现代法官制度的制约。建立现代法官制度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作后盾。如选拔高素质的法官，除了给予较高的荣誉外，还应给予优厚的物质待遇，才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享有物质财富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社会对个体价值的评价。法官的待遇不高，也是近年来，律师队伍中有大量的优秀法官流入，而法官队伍中却很难吸引优秀律师加入的原因所在。同时，要保障和不断提高法官队伍素质，需要不断地进行培训和再教育，均需经济投入。各地方经济水平差异大，发达地区只占少数的现状，制约了现代法官制度改革的进程。
3、人民法院及法官队伍的现状，制约了现代法官制度的改革进程。目前，在法院内部，无论是在审判庭任职人员，还是后勤、政工、人事等部门的人员，都与审判专业人员一样拥有法官等级和审判职称，而且，这部分人员占法院人员的几乎一半，成为不办案的法官。如果按专业化、精英化的建设方向改革，这部分后勤人员的待遇必然与法官有差别。这部分人因为利益的损失，必然存在抵触心理。另一方面，我国现有法官中，大部分未达到本科水平，严格按法官法进行选拔，现有法官许多会失去法官资格，这部分人也会对改革持低触情绪。目前，法院人员进入是按照公务员选拔方式进行，法院高素质的人才储备不足。每年的司法考试中，法院干警上线的绝对人数偏低就说明了这一事实，要补充法官存在困难。这些因素都是法官制度改革的阻力。
四、法官制度改革的目标
推进法官制度改革，必须明确改革应达到的目标。十五大指出：推进司法改革，要“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先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十六大提出了司法改革的任务：“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任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惩治司法领域中的腐败，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3]《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也提出：“通过改革逐步建立依法独立、公正审判的机制”。可见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是公正司法，法官制度改革的目标，当然是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
五、对我国法官制度改革的设想。
改革法官制度，建立业务精通的法官队伍，必然要求法官职业化、专家型精英化，这样的改革应避免每一项改革针对特定的问题小打小闹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改革，对法官制度应有一个整体的构想和设计。我国法官制度体现在法院组织法和具体的法官法中。法官法的颁布初步确立了我国法官制度，将法官与行政人员相互别开来。然而，法官法并没有完全摆脱行政模式提影响，因此，完善法官制度，必然涉及到修改相关的法律制度。
1、理顺体制，重构党对法院领导模式。
改革法官制度，必须理顺体制，其中，关键要理顺与党委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是不可动摇的原则。我们进行各项制度的改革，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也是法官制度改革的方向问题。法院独立、法官独立并不是不要党的领导，我们强调法官要政治坚定，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然党的领导不等于地方各级党委直接干预同级人民法院的各项工作，直接控制同级法院的人财物。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结合审判工作特点，改变目前地方党委领导的模式，由党中央在最高法院设立专门机构，在系统内进行垂直领导更为科学。这样可以保证体现党和人民利益的法律在全国有效统一的实施，维护中央权威和法律权威。实行垂直领导减少了地方党政机关、领导个人对法院的直接干预，在配备法院领导，法官队伍人员的进出等问题上，有利于法院严格按法官法规定进行，促进法官队伍建设，建立一支高素质、廉洁公正的法官队伍。同时还可以有效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树立法律权威。
2、明确法官独立原则
按照西方法学界的观点，司法权不与立法权、行政权分开，则不会有自由和法治的存在。因此，法治的重要标志就是独立的司法。纵观法治国家，其重要的标志就是有独立的司法，司法制度的独立包括法院审判独立和法官个人独立两个方面。因而我们在改革和完善法官制度时，法官独立是一个无法回避，必须明确的问题。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多数人对法院独立表示认可。但对此规定仅理解为法院审判独立，否认法官独立，是理解上的偏差。从审判工作的规律看，没有法官个人的独立，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也影响了审判效率。近几年进行的审判改革，强调还权于合议庭、还权于独任审判员，大大增加了法官责任感，提高了办案效率，使人们对法官独立也有了初步的认识，得到了普遍认可，但还未从法律上予以明确。因而在完善法律制度时，在法院组织法及法官法中应明确规定法官独立原则，取消只判不审的审判委员会。这种规定也是同WTO有的关规定及联合国批准的《关于司法独立的基本原则》规定相符合的。[4]
3、改革法官任命制度
我国现行的法官任命制度，除院长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之外，副院长、庭长、审判会委员、审判员（法官）均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世界各国的法官任命制度各不相同，但宗观法制完善国家的法官任命规定，其规格都是较高的。改革我国法官任命制度不需照搬国外规定，但可资借鉴。为了突出法官在依法治国中的重要地位，增强法官的荣誉感、责任感，避免地方干扰，确保法官个人独立和法院审判独立，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应由全国人大选举，最高人民法院其他法官及高级人民法院法官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提名，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各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法官由各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提名，最高人民法院任命。法官任命制度，应在宪法及法院组织法中予以明确。
4、严格法官选任及任职条件
审判活动主要是通过法官的审判工作进行的，法官不仅在于公正裁判案件，还要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因此，选任法官要高标准、严要求。西方法治国家及日本的法官任职资格都规定了很高标准，极严的程序。例如日本的法官，除要求法律专业大学毕业，并通过严格的司法考试，之后，再接受司法考试审查委员会的再次考试，才能成为司法研修生，在成为法官前需再学习和培训两年，然后再通过第三次考试，才能成为法官。德国法官除大学法律专业毕业，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外，还要任见习法官两年，之后通过第二次考试，才成为候补法官。我国现行法官法规定的主要是学历条件，目前增加了通过司法考试作为法官任职的条件。但地方法院（尤其是中级法院及基层法院），受地方行政领导左右，在任命法官，特别是安排院领导中并未严格执行（例如地方领导换届、军队转业干部安排，往往直接任命为院领导、庭领导或审委会委员，以保持其行政领导职务待遇）。再之，没有实际司法工作经验的限制。由于任职资格规定不严，现行法官任命条件还远远不能满足培养高素质法官的要求。因此，完善法官任职资格条件，除规定担任法官必须经过司法考试外，还应规定必须有两年司法工作经验，并需通过法官资格考试等条件。这样，有利于培养高素质法官。
面对我国法官队伍的现状，全部推倒重来似乎不现实。但我们不能以保护现有法官利益为由，而放弃改革。那种以保护一批有经验法官为由，对已任命法官不加区分地认可的态度，实际上是保护落后、拒绝改革。我们认为在过渡时期，已任命的法官达到了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承认的大学本科学历的，可不再参加司法考试，直接参加法官资格考试，通过者可重新任命为法官，未通过的可任命为法官助理或候补法官，允许多次参加法官资格考试。已经通过考试选任为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的，只要符合担任法官的学历条件，可直接任命为法官，不具备学历条件的应转到其他岗位。一部分工作时间长（25年以上）或年龄偏大（55岁以上）的人员可办理提前退休。在进行内部遴选的同时，提高法官待遇，从外部选拔一批，以弥补员额缺位。外部选拔可以从具有律师资格或已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中选拔。并逐步完善上级法院法官从下级法院法官中选任的制度。
5、取消法官等级，法院只设首席法官。
我国现行的法官法将法官分成四等十二级，仿照了警衔、军衔制度，具有浓厚的行政等级色彩。而且最高法院、高级法院的法官等级高，中级法院、基层法院的法官等级低。在评定法官等级之初按照行政级别套改法官等级，中级法院、基层法院许多法官如不担任行政职务，干到退休也无法到高级法官的等级。给人的印象是高级法官的水平高，是专家型法官，而普通法官中无精英法官。以等级高低来表明素质的高低，而且让人们感觉到低级的法官要受高级法官的领导或影响。从司法活动的规律看，法官只服从法律，因而法官应该是平等的，上下级法院之间审级的不同只是分工不同而己，不能认为是等级的差异，同级法院的法官更是平等的。无论哪级法院法官审判案件作出的判决，其法律效力是同等的，同样彰显法律权威。在完善法官制度时应注意到法官平等这一事实，不应设定等级差异，也不应有高级法官与一般法官之分。每一法院院可设一首席法官，说明他是本院首长，行政上领导全院工作。
6、进一步改革审判管理制度，减少审判庭设置，精减行政领导职数，使大批审判骨干回到审判岗位上来。
经过近年的改革，全国法院已形成了大民事审判格局，将原来设置的经济庭、知识产权庭等统归民事审判序列中来，分为四个民事审判庭，既民事审判一、二、三、四庭，精减了审判庭的设置，使民事审判格局更加规范。我们认为审判庭的设置，应按诉讼法规定的任务划分。因此，审判庭只宜设刑事庭、民事庭和行政庭。这样可以大大精减行政领导的职数，使更多的法官回归到审判岗位上来。不可否认，目前在各级法院审判庭担任中层领导的庭长、副庭长大多数业务素质较高，属于法官中的骨干。由于担任了中层领导，使得这部分法官很少审理案件，忙于应付行政事务，这无疑是一种审判资源的浪费。因此，在完善法官制度时，改革审判管理体制，进一步精减审判庭的设置，使这部分精英法官回到审判岗位上来，十分必要。
作者单位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邮编331600电话07963522967
注释：
[1]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2]见《法官法》第九条。
[3]见《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4]《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0条第3款（6）项规定，法庭或司法程序独立于负责行政实施的机构之外。
参考文章：《论我国法官职业化制度的建立》邓修明著，见《法律适用》2003年第9期。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反避税工作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反避税工作的通知
国税发[2004]7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为维护国家税收权益、保障税收公平和监控管理税源，总局于1998年5月6日下发了《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国税发〔1998〕59号文，以下简称《规程》），《规程》下发后，在各级税务机关共同努力下，反避税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初步建立了符合国际惯例的转让定价税务管理机制。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请进来、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反避税工作的重要性日渐突出。为了全面提升反避税工作水平，各地要进一步更新观念，完善工作机制，重视基础信息建设，强化国内联查和国际合作，配备充足的专职人员。现就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一、加强反避税与其它征管工作的衔接与协调
反避税管理是税收征管的重要内容和税源监控的重要手段，与纳税申报、审核评税、税务检查（审计）等日常征管工作有着紧密的联系。反避税调查和最终调整必须建立在全面掌握和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深入分析企业财务指标、多渠道查询分析可比信息的基础之上。因此，各地在反避税工作中，要将反避税与其他日常税收征管工作相结合，通过税收管理资源的共享与优化，提高反避税工作的质量。在纳税申报环节，要全面完整准确地审核企业关联申报的基本情况，对于未按规定申报或申报不实的企业，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提高申报的真实性、可靠性；在审核评税环节，发现避税嫌疑户，要及时移交国际税收管理部门，实施反避税调查；在日常检查、审计环节，发现避税问题的，应按《涉外税务审计规程》的要求，将涉及反避税的工作底稿及有关资料移交国际税收管理部门，由反避税专业人员实施专项调查。
二、规范操作，不断完善反避税工作机制
（一）提高避税嫌疑户选案质量。各地在筛选避税嫌疑企业时，要结合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审核评税和税务审计等方面的资料，重点审查长期亏损、微利却不断扩大经营规模的企业和跳跃性赢利企业，以增强选案的针对性。进入调查前，要进行详细的案头审计，认真分析企业历年生产经营状况和关联交易类型，并与同类企业的可比信息进行对比，确定存在的避税疑点，提高选案的质量。对企业调查要与稽查部门相协调，正式立案要按照《规程》的规定履行报批手续。
（二）深入开展转让定价调查。各地要严格按照《规程》规定的程序和方法开展工作，认真审核、分析企业提供的资料，准确定性关联交易，审查关联交易定价是否真实、合理，了解企业职能、行业背景等因素，积极寻找可比企业信息，为选择适当的调整方法、确定合理的调整方案提供依据。要注意与进出口税收管理部门配合，运用进口税收和出口退税有关资料进行相关分析。
（三）合理确定转让定价调整。各地在选择调整方法时，应在充分收集和详细调查分析可比信息资料的基础上，根据企业所承担的职能和风险、市场经济条件的变化、关联交易的类型和性质、受控交易与非受控交易的差异，结合各种调整方法的适用条件，选用合适的转让定价调整方法，合理确定调整方案。在选择调整方法时，要注意各种方法的不同特点和适用的不同情况，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再销售价格法、成本加成法三种传统调整方法对可比性分析要求较高，对存在的差异要进行量化修正。各地可积极尝试采用利润分割法、交易净利润法等较为新型的转让定价调整方法，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完善。调整方案确定后，要按照《规程》及有关文件的规定履行报批手续，主管领导应对转让定价调查审计全过程中程序的完备性、方法的适用性、调整的合理性等进行把关。结案报告应报上一级税务机关备案。
（四）强化跟踪管理，巩固反避税成果。对结案企业的跟踪监控是巩固反避税成果的主要手段。要按照《规程》的要求，对结案企业实施三年的跟踪管理，跟踪监控企业投资、经营状况、关联交易、纳税申报额等指标及其变化情况。通过对企业年度财务、会计报表的分析，评价企业的经营成果，对于仍存在转让定价避税问题的企业，在跟踪期内做税务调整，以巩固反避税成果。
（五）积极开展预约定价谈签工作。为促进转让定价工作从事后调查调整向税源管理的转变，节约调查成本，降低税收风险，要按照有关规定，借鉴经验，积极受理预约定价申请、充分准备相关资料，认真开展审核评估、慎重进行协议谈签，严格监控执行情况，把预约定价工作推向更高层次。
（六）推动反避税工作的集中统一管理。反避税工作的管理对象主要是存在国内外关联交易的大型跨国企业，由于反避税管理的难度较大、专业化要求较高，如果在较低管理层面上采用分散管理的方式，上行层级过多，不利于信息沟通和跨区域联查、协查工作的开展，影响反避税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因此，要积极推进反避税工作的集中统一管理，根据本地区所辖大型外商投资企业的数量，适当上收管理层次，在基层税务机关进行属地管理的基础上，由地市级税务局实施集中优化的反避税管理，形成高水平、高效率的反避税管理能力。
三、整合信息，逐步充实反避税信息资料库
获取可比信息是转让定价调查调整得以完成的关键因素，拓宽可比信息来源渠道是提高转让定价工作效率的有效途径。要及时获取海关、银行、工商、外经贸、财政、统计、外管、行业主管局（行业协会）等部门发布的各类信息、动态。通过因特网和国际税收情报交换渠道，广泛收集、分析、整理国内外各行业的货物价格、无形资产价格、劳务费率、贷款利率、行业利润率等资料，建立适合本地区工作需要的反避税信息资料库。对于运用反避税信息管理系统的地区，要进一步扩大信息来源渠道，充实反避税信息资料库，条件成熟的，应并入统一的信息“一户式”管理；没有运用反避税信息管理系统的地区，要通过信息的“一户式”管理，实现反避税基础信息最大程度的利用和共享。
要利用税务机关已掌握的“口岸电子执法系统”出口退税子系统中的出口货物报送单电子数据，进一步充实反避税价格信息库。通过出口货物报送单“证明联”的商品编码、商品中文品名、单价、数量、计量单位、出口日期等信息，将被调查企业的关联出口交易价格与同期相同海关出口商品编码出口商品的价格进行比较，初步判定企业关联出口交易价格是否处于同期同类出口商品的价格区间。同时，到出口相同海关商品编码的企业，调查该出口商品的交易条件，货物的品名、品牌、规格、型号、性能和结构等，以及购销环节和购销环境等情况，确定该出口商品交易价格与被调查企业出口价格的可比性，进而寻找出可比价格。
四、积极研究新问题，强化大户联查制度
要及时研究避税与反避税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分析避税成因，发现法律法规的漏洞，研究应对措施，并及时向上级税务部门提出改进意见。在实践中要开拓创新、大胆探索、努力尝试解决新型避税问题的新思路、新举措，不断提高税源监管能力。对于目前较为突出的利用避税地、资本弱化、假“来料加工”企业进行避税的问题，各地要重视调查研究，寻求有效的解决途径。
各地要认真按照总局的部署开展大户联查工作，在人力物力的投入上提供充分保障。严格按照标准选择调查对象，并充分考虑成本效益原则，调查中注意协调配合，发挥全国联查的优势，逐步建立科学高效的联查模式，在现行的联查工作方式外，可开展产业链的纵向联查、同行业的横向联查和个别关联交易行为的专项调查等创新模式。
五、重视队伍建设
反避税工作专业性强、难度大、人员素质要求高。各地税务机关要从战略高度，重视反避税工作，配备足够的反避税专职人员，以保证反避税工作的实际需要。要加大反避税经费的投入，改善反避税工作环境和办公条件。要结合本地区具体情况，制定反避税人才培养发展规划，加大反避税培训力度，拓宽培训渠道，提高反避税工作人员的素质。
国家税务总局
二○○四年六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