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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人生态度

姚建宗

摘要：法治作为现实的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与生活式样，时刻与现实的人的当前生活与命运密切相关。作为现实的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与秩序追求,它反映着现实的人的生活立场与人生态度。法治的人生态度的基本特色体现为悲观主义、保守主义、现实主义和个人主义。法治的人生态度与法治始终处于彼此塑造的双向互动之中。
关键词：法治 人生态度 保守主义 悲观主义 现实主义 个人主义
Subject: The Attitude of Living to the Rule of Law
Abstract: As one of the living styles of mankind, the rule of law has
always been being relative to the realistic person's life at present and
their future fate, and it reflects realistic persons' standpoint of living
and their attitude of living. The Attitude of Living to the rule of law
includes many dimentions, such as pessimism, conservatism, realism and
individualism.
Key Words: the rule of law the attitude of living pessimism
conservatism, realism, individualism

从人性角度来看，在终极存在的本体意义上，我们认为法乃是人的存在及其本质的一个维度，从而也就成为人的生存式样之一方面；同时，作为与人在本质上同一而不可分割的（否则无以区别于其它动物）人的法的生存式样，又有在人的生活之中显现的必然趋势，就其可能性而言，它自然表明，法也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然而，在本质上作为人的生存式样与生活方式的法，其在确定的时空维度之中的规范落实、制度安排、组织与机构设置，以及所有这些因素的组合方式及其实际操作和具体效果，却是千差万别的；也就是说，在本质上作为人的生存式样之一方面与人的生活方式之一形态的法，在由历史、现时和未来构成的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之中具有多种可选择的现实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法治乃是现实的人对作为人的生存式样和生活方式之一的法的多种现实可能性的一种选择，正是这一兼顾了历史、现时和未来的时空因素的选择，使法治无可怀疑地成了现实的人的一种现实的生存形式与生活方式。所以，法治也就必然反映着现实的人的生活立场与人生态度。
一、法治立足并奠基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法治的存续自然关乎现实的人的当前生活与未来命运。因此，法治也就鲜明地体现了现实的人的人生态度。

作为一个客观的社会事实，我们得承认，就常态情形而言，人类社会的特殊性并不是单个的个体的人的孤立的存在与活动，而是一个个单个的个体的人的相互关联的存在与彼此发生影响的活动，这种相互关联的存在与彼此发生影响的活动，在客观上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成恒常而普遍的关系，这种由观念、行动与行动结果构成的关系的复杂网络与结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或者人类社会。显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与结构即人类社会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意义沟通、离不开由这种理解和沟通所形成的共识，当这种就人自身的行为及其目的所形成的共识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维持并自觉遵循时，这共识也就成为人们在思想观念与行为及对行为进行评价方面的习惯，习惯的演化发展为规则，尔后再产生出法律。也正是这些基本的人的生活共识、习惯、规则和法律，既使人们的生活有序化并形成人们可欲的社会秩序状态，又使这种社会秩序状态或者说人类社会得以持存与发展。
所以，加塞特（J·Ortegay
Gasset）认为"秩序并非一种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压力，而是一种从内部建立起来的平衡"。(1)哈耶克也认为"人的社会生活，甚或社会动物的群体生活，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个体依照某些规则行事。随着智识的增长，这些规则从无意识的习惯(unconscious
habits)渐渐发展成为清楚明确的陈述，同时又渐渐发展成更为抽象的且更具一般性的陈述"，也就是发展成法律(2)。历史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萨维尼在《当代罗马法体系》中亦曾强调："人生存于外在世界之中；对人来说，这个生存环境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与那些和他在天性及归宿方面相同的人之间的接触和交往。如果要让自由的人能在这种接触和交往中共存并互相促进，而不是互相阻碍对方的发展，那么只有通过接受一个看不见的界限方能实现。在这个限度中，每一个体的存在和作用都能获得一个安全的、自由的空间。决定这个界限和由这个界限所确定的空间的规则就是法律。"(3)也正是在同一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反复告诫我们："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4)所以，"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做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情的本质，那末我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5)显然，这些不同的思想家的各不相同的语言表述，实际上阐释的乃是同一的思想观念与理论主张，即法律是也应当是源于并生存和发展于人的真实的生活之中的。因此，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我们做如下推论应当是正确且合理的推论，即：从人的现实生活之需求中提炼出来的规则，当其转化为法律时，这法律毫无疑问是良法（符合道德正当性与事实合理性），以良法为至上权威对社会实行良法统治，就是法治。所以，从事物的本来逻辑来看，法治始终且必须立足并奠基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而且也只有在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之中，从现实的人的具体生活场景及其现实需求与法治的原则、规范、制度、组织机构及其组合方式与具体运作的密切联系之中，法治的理想和原则才能真正向人的生活真实回归，才能充分实现于人的生活实践之中。在谈到英国实行法治的情况时，哈耶克就说过："从公众舆论接受一理想到该理想为政策所完全体现，其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或者说需要很长的时间。法治这个理想的实施便是一例……无论如何，法治理想得以巩固的主要时期，乃是18世纪上半叶，当时法治的理想正渐渐地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6)正因为法治与人的生活实践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我们认为，法治的存在和践行的确真切地关乎着现实的人的当前生活与未来命运。法治本身由于必然地反映了人的真实的生活需求与愿望，也就理所当然地鲜明地体现了人自身的人生态度。由于法治在事实上和逻辑上都是现实的人的一种现实的生存形式与生活方式，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法治所反映出来的人自身的人生态度，看作是法治的人生态度。

这里，我所谓的法治的人生态度，乃是法治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状态，作为塑造这一社会秩序状态的规范设计、制度安排与组织形式的有机组合及其运作，也作为现实的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所反映或者折射出来的，人对其自身命运或前途，对其自身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的根本看法与可能把握。换句话说，法治的人生态度，乃是现实的人通过法治机制认识、理解和把握自己当前和未来生活之根本利益，满足其自身生存、发展和完善的基本需求的比较一贯而坚定的立场。在认识和理解法治的人生态度的基本内涵时，我们必须明确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法治的人生态度表达的是现实的、具体的人的人生态度，而不是抽象的、无具体时空存在的"人"的"人生态度"。也就是说，这里的人是在时间维度上具有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处在历史的延续性中的人；从空间维度上讲，这里的人包括了实行法治的所有地域空间中的人或者所有认同法治的人。因此，他们都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人。

其次，法治的人生态度表达的是在法治之下现实的真实的人的整个人生的态度与立场，即是真实的人对其自身的现在的当前生活与未来的理想（或可能）生活的总体看法。因此，法治所关涉的人生是真实的人处于连续统一性之中的人生，也是包括了真实的人当前与未来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人生，而不只是真实的人的人生的某一个或者某一些侧面。同时，它也涵摄了人生的所有积极的方面与消极方面、正面与反（负）面、好的方面与坏的方面，等等等等。

再次，法治的人生态度表达的是真实的人对其整个人生的所有领域的全面体验，即，法治的人生态度既涉及真实的人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道德生活以及更广义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又包括了人的生活的公共层面与私人层面，即真实的人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既包括了真实的人对自身、对他人、对社会的生活态度，又包括了真实的人对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的生活立场。总之，法治的人生态度具有极其广泛的包容性。

就其功能和作用而言，法治的人生态度主要表达的是真实的人在法治之下对自身之生存和生活的方式与意义的比较稳定而一贯的立场、态度与看法。因此，法治的人生态度也就是在法治之下的真实的人的观念认识系统、思维分析框架与选择行动指南。

从构成成分与确立方式和途径这种综合角度来看，法治的人生态度是个人因素、社会因素与国家（政府）因素、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彼此契合与不断协调的结果。或者说，从基本途径或确立方式来看，法治的人生态度首先是个人、社会与国家就法治下的人生立场彼此契合、相互妥协的结果。详言之，在法治之下，就人的生存与生活而言，法治的人生态度有且也应有这样几个基本的观察视角：

第一，个人视角。这是从现实中的一个个单一的、活生生的人的真实需求与愿望出发，对法治的方方面面--法的规范、制度、组织机构及其组合方式与具体运作的切身感受与体验，这种感受和体验作为个人的生活经验与经历，反达来又成为个人思考其法治下的生活的种种可能与可行的选择与安排的背景与参照。从而在这种不断地进行感受、体验与反省、思考，并不停地校正、修补、丰富其可供借鉴的经验背景与参照的过程中，个人逐渐形成了比较稳定而一贯的有关法治之下的生活的人生立场与态度。这可称之为个人的法治的人生态度。

第二，社会视角。这是从现实中的由单个人的集合或者说由单个人的观念、行为相互影响形成的关系结构与网络系统，它的基本形式是一个个由个人结成的社会团体与非政府组织的系统，属于个人与国家（政府）之间的中介或中间的层次。这一个一个的社团或组织都有各自的需求、愿望与目的，它们对法治的各种原则与要素的组合及其实践运作，显然也有自身的不同于单个的个人的切身感受与体验，这种感受与体验当然也就成为这些社会团体与组织的生活经验与经历，这些经验与经历在它们彼此的交流与理解之中，自会逐渐形成占主导地位的有关法治生活的共识，这些共识当然会成为这些社会团体和组织思考其在法治之下的种种可能与可行的选择与安排的背景与参照。正是在各种社会团体与组织的这种在法治之下不断进行生活体验与感受，并不断进行交流以形成共识而又反复地校正、修补、丰富这种彼此的共识，以形成其活动与行为的可资选择与借鉴的背景与参照的过程中，社会自会形成其占主导地位（即社会普遍认可）的有关法治生活的立场和态度。这可称之为社会的法治的人生态度。然而，所谓社会，不过是单个的真实的个人的一种生活情形，因此，社会的法治的人生态度实际上不过是另一个层次或者另一种意义上（集合或者聚合形态）的个人的法治的人生态度而已。

第三，国家（政府）视角。从本来意义上讲，法治本是社会生活自发形成的规范与制度自然演化的结果，其现实的存在与运作也基本上是以自然的、渐进的方式进行的，国家（政府）的力量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限制，在法治生活之下，国家（政府）的力量是比较被动和消极的，因其根本目的以个人的权利为依归，故其实际的法治生活地位尚无法与个人相比；而在现代社会，许多实行法治或者宣称实行法治的国家，其法治的实行基本上是以国家（政府）的力量自上而下地强制以一体化的方式推行的，国家（政府）在法治生活中扮演着极其主动和积极的重要角色，个人的权利虽享有或主张享有神圣的法律地位，但个人在法治生活中应有的主动积极姿态尚需国家（政府）引导。但无论如何，在法治生活中，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不容否认，这就是：不管法治的具体类型（即国家的角色如何）怎样，国家（政府）本身依其对自身的功能定位，而必然对法治有着如同个人和社会般的感受与体验，这种感受与体验当然会成为国家（政府）对待法治和在法治之下活动的前提、背景与参照，若这种体验与感受成为国家（政府）的比较一贯而稳定的对待法治及自身在法治之下的行为选择与实际行为的立场，则构成国家的法治的"人生"态度。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从个人、社会、国家（政府）角度确立其法治的人生态度时，无论是在这一过程之中还是在作为该过程的结果的人生态度，都必然包含有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所谓客观因素即是在个人、社会、国家（政府）形成各自的法治的人生态度之时，作为其对法治下的生活予以切身体验和感受的各种环境因素（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精神和观念环境及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是客观而不以主体的意志为转移的；所谓主观因素即是在个人、社会、国家（政府）形成其法治的人生态度时，其对自身所处的客观环境和法治及法治之下的生活情态的认识和理解、其对自身在法治之下的生活的愿望和期待，又是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的。这样，在既包含了客观因素又包含了主观因素的个人的法治的人生态度、社会的法治的人生态度和国家（政府）的法治的人生态度的反复不断地整合与协调之下，便必然产生一种以个人为基础而融合了个人、社会与国家（政府）三方立场的法治的人生态度。由于法治的人生态度是以人对其生活环境因素和法治生活的认识、理解与实践限度为依据的，因此，它必然是以人对人性的基本估计与考量为基础。

二、法治乃是现实的人面对自身及其生活环境所做出的规范性生活的一种可能选择，它所体现的现实的人的人生态度是一种综合的、多维视角的、对法治之下的人生的复杂看法。

法治的人生态度是以对人的人性的基本估计与考量为基础的。因此，法治的人生态度的形成与维持始终是以人对自身的人性事实的认可为前提。这种人性事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所有的人的人性之中必然包含着善要素与恶要素，这两种要素也大致呈平等分布，只不过外显形成与程度在不同场景中表现不一，其中的恶要素基本上无法根除，因而只可能加以控制；另一方面，所有的人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基本事实，即人本身是脆弱的、大体上平等的、仅具有极其有限的利他主义倾向、也只具有有限的理解力与意志力，同时人的生活的资源也是有限的⑺。这其中，特别重要的乃是脆弱而大体平等的人的理性的有限性无法克服。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尽管从表面上来看，人类的文明进步都是以人类的知识的范围和总量的增加为基础的，但真实的事实恰好相反，"一般而言，人不仅对于自己为什么要使用某种形式之工具而不使用他种形式之工具是无知的，而且对于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此一行动方式而不是他种行动方式亦是无知的。人对于其努力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于他所遵循的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那种习惯，通常也是无知的。这种情况很可能既适用于未开化者，亦适用于文明者。"因此，"主张个人自由的依据，主要在于承认所有的人对于实现其目的及福利所赖以为基础的众多因素，都存有不可避免的无知(inevitable
ignorance)。"⑻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对自身人性之恶要素与善要素的无把握、无信心，而且对自身理性之能力及知识的范围与有效性抱持怀疑态度，所进行的一种不可能是优中择优（人对何为优、何为最优是无知的）而只可能是次中择优的选择之一。由此决定了法治的人生态度明显地具有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法治的人生态度始终以悲观主义为基调。法治本是现实的人针对自身的本性事实，以防范人性之恶要素、控制人性之恶要素为目的的一种规范性生活方式与社会调控和社会治理手段，法治的存续自始至终都是以人对自身本性的恶的阴暗面的坦率承认、对其根本有害于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消极后果的忧虑甚至恐惧、以及克服自身本性之恶的阴暗面的消极后果的愿望为条件和内容的，因而它实际上乃是刘军宁所说的消极的政治观即防恶的政治的一种可能的实践形式。⑼承认人性之恶要素的阴暗面，表明人对自身、对自身的法治的生活的不安、焦虑或者恐惧，正因为认识到自身以及自身的生活具有如此之多的不确定性，所以，现实的人才会有对诸如法治之类的规范与制度选择并一如既往地践行。对于人的这种"焦虑"有学者做过这样的说明："焦虑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个存在者能意识到它自己可能有的非存在。这句话可以简要表述为：焦虑是从存在的角度对非存在的认识。这句话中的'存在的'，不是指关于那产生焦虑的非存在的抽象知识，而是指对于非存在是人自身存在的一部分的认识。即产生焦虑的，不是对于普遍的短暂性的认识，甚至也不是对于他人之死的体验，而是这些事件对于我们自己不得不死这一潜在意识所产生的印象。焦虑就是有限，它被体验为人自己的有限。这是人之为人的自然焦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所有有生命的存在物的自然焦虑。这是对于非存在的焦虑，是对作为有限的人的有限的意识。"⑽蒂利希在这里表达的见解与哈耶克所说的人的"无知"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然，无论是"焦虑"还是"无知"都表达了人对自身阴暗面的认识、理解与接受，"由于对黑暗面的这种接受，个体不断地想起他的素质的相对性、他的存在的世俗本质及他对本能和内驱力的共同依赖；在这个过程中，他变得人道化"，而且，也"正是当生活的黑暗面被接受时，新经验的可能性开始展现。"⑾借用张灏教授的见解，我们认为，法治的人生态度的悲观主义基调实际上也就是法治生活中的人的一种深深的"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或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⑿法治的人生态度以悲观主义为基调，表明了现实的人对待法治之下的生活所持的是一种谨慎的态度，他们始终是以一种忧虑和不安的心态来观察、认识、理解并加入法治的规范、制度与组织建设的，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现实的人才逐渐建立起对法治的制度性信任与信心，并清醒而理智地接受为此而不得不付出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代价。
建设工程合同签字后所加盖公章不真实的效力补正

a等与l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案


一、案件要旨
本案要旨为，建设工程合同签订后，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后又加盖公章的，后经鉴定证实，加盖公章并非真实印章但当事人签字真实有效的，并且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存在建设工程合同关系，且已经实际履行的，则应认定建设工程合同成立且合法有效，效力瑕疵得到补正。
b承接了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的《博威祥源福邸》的工程项目施工义务后，将工程交由周明锋进行承包施工。嗣后，周明锋又将上述工程中的二、三期桩基工程交由l施工。在l进场施工后，l与b的工作人员周明锋和尤恒补签了《桩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二份。其中一份甲方落款处签字为尤恒和周明锋，并加盖“b上海博威祥源福邸二期项目部专用章”和“a”印章。合同抬头甲方为b，乙方为l。另一份合同的甲方落款处周明锋签字的同时加盖了字样为“a”的印章，合同抬头甲方亦为b，乙方为l。签订日期为2008年5月10日。该合同约定，甲方将工程名称“博威祥源福邸”中桩基工程发包给l施工。2008年6月6日，周明锋又以b作为发包人，落款处加盖“a”的印章的形式，与l签订了《补充协议》一份，　2008年9月13日，周明锋以付款单位b，其为收件人的名义，与l签订了“南翔博威祥源福邸二期基础工程结算表”一份，2010年3月19日，b向l发送《关于要求尽快来我公司清（结）算打桩工程款的函》，该函中载明，“上海嘉定南翔博威祥源福邸政府安置房二期工程，原由周明锋与我公司签订该项目的承包合同，合同期至2009年4月份交房。……，我们于2009年2月13日解除了与周明锋的承包合同，有我公司直接负责剩余工程的施工管理工作，同时，对在此之前周明锋所欠的工程款进行清算结算。”。上述函中b还告知l尽快与其结算打桩款。l递交的《桩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上加盖的“a”印章经鉴定，鉴定意见认为为上述两合同中的“a”印章与样本（l认可）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010年7月，l诉至法院，请求判令b、a向l支付工程款2,223,127.82元及违约金1,664,469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桩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是否成立及生效。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根据b向l出具的《关于要求尽快来我公司清（结）算打桩工程款的函》中的内容表明，一方面，b认可其与l之间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故要求l与其结算工程价款。另一方面，b系将涉讼工程交由周明锋进行承包施工，故周明锋在工程中的经营行为系代表b，现虽b在上述函件中表示已解除与其的承包合同，但b应承担周明锋在施工管理期间进行经营行为的民事责任。l与周明锋签订的两份《桩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虽加盖的a印章非a的真实印章，但双方对合同上周明锋和尤恒签字的真实性未表异议，故上述两份合同成立，而b将其总包工程中的桩基工程交由l施工并订立的上述合同也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应属有效合同。虽然该合同系嗣后补签，但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故双方均应恪守。二审法院审理认为，虽然涉案两份施工合同上加盖的a印章经鉴定并非a的真实印章，但该两份施工合同上同时有周明锋的签字，根据b发给l要求结算工程款的函件，b确认涉案工程原由其发包给周明锋施工，并表示在解除与周明锋的承包合同后由b负责剩余工程的施工管理工作并对之前周明锋所欠的工程款进行结算，而本案诉讼中b也确认周明锋系其公司现场管理人员，故综合相关证据材料可以推定周明锋系b的内部承包人，周明锋代表b与l就涉案工程签订的两份施工合同合法有效，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b承担。至于两上诉人主张两份合同上未加盖公章故合同尚未生效，因合同上已经由周明锋代表b签字，且事实上两份合同均得以实际履行，故两上诉人关于合同尚未生效的理由显然有违事实，该上诉理由法院不予采信

二、案件来源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0）浦民一（民）初字第21344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1044号

三、基本案情
　　b承接了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的《博威祥源福邸》的工程项目施工义务后，将工程交由周明锋进行承包施工。嗣后，周明锋又将上述工程中的二、三期桩基工程交由l施工。在l进场施工后，l与b的工作人员周明锋和尤恒补签了《桩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二份。其中一份甲方落款处签字为尤恒和周明锋，并加盖“b上海博威祥源福邸二期项目部专用章”和“a”印章。合同抬头甲方为b，乙方为l。上述合同约定，甲方将工程名称为“博威祥源福邸（南翔镇江翔村孙家窑地块配套商品房建设项目）”中桩基工程发包给l施工。工程量及承包金额：38,000米，管桩每米101元（人民币，下同）。工程金额总计约385万元（不含税金）。该工程工期自2008年3月12日至2008年4月10日，施工工期为30日历天。工程付款形式：1、每压桩10,000米付工程款20万元，压桩结束后三日内付150万元，签订合同后三个月内付100万元。余款在2008年12月30日之前付清。甲方指派鲍云安工程师为驻现场代表，负责施工前期准备工作，协调应由甲方负责的事项，委托现场管理人员负责施工进度及质量管理，办理工程中间验收、隐蔽工程验收、工程量签证。合同的争议项中约定，工程款项不按合同协定付款，超期的时间则每天按总额的千分之三作为违约金。合同其他条款中约定，打边桩另加拾伍万元（150,000元整），共计40支桩。上述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宜。另一份合同的甲方落款处周明锋签字的同时加盖了字样为“a”的印章，合同抬头甲方亦为b，乙方为l。签订日期为2008年5月10日。该合同约定，甲方将工程名称“博威祥源福邸（南翔镇江翔村孙家窑地块配套商品房建设二期工程）”中桩基工程发包给l施工。工程量及承包金额：20,000米，约600根，管桩每米110元。工程金额总计约220万元（不含税金）。工期自2008年5月10日至2008年6月18日，施工工期为38日历天。工程付款形式：桩机进场付50万元，工程结束支付工程款至总工程款的120万元，余款在打桩结束后三个月内付清。甲方指派鲍云安工程师为驻现场代表，负责施工前期准备工作，协调应由甲方负责的事项，委托现场管理人员负责施工进度及质量管理，办理工程中间验收、隐蔽工程验收、工程量签证。合同的争议项中约定，工程款项不按合同协定付款，超期的时间则每天按总额的千分之三作为违约金。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08年4月24日，尤恒在l递交载明“根据甲方要求，我公司压桩结束后，桩机配合测试单位进行静载测试，每套配合费贰仟元整（不含税）”的《桩机配合协议》上签署“同意”意见。2008年6月6日，周明锋又以b作为发包人，落款处加盖“a”的印章的形式，与l签订了《补充协议》一份，约定，“乙方所承包的：博威祥源福邸（南翔镇江翔村孙家窑地块配套商品房建设项目一、二期）压桩工程，由于建筑市场材料涨价的因素，原来约定的价格不能实现，经甲、乙方双方协商对博威祥源福邸（南翔镇江翔村孙家窑地块配套商品房建设项目一、二期）工程，在原来合同价的基础上，每米增加10元，工程量以完工单为准，进行按实结算”。
　　2008年9月13日，周明锋以付款单位b，其为收件人的名义，与l签订了“南翔博威祥源福邸二期基础工程结算表”（以下简称“二期结算表”）一份，该表中载明，1、PHC400-80管桩为1,158套，金额3,530,675元。2、边桩的金额为150,000元。3、试桩配合费用为46,000元。4、桩尖金额为18,000元。5、补充协议材差费以每米10元计，金额为349,570元。6、违约造成损失55,000元。7、借款500,000元。上述各项合计4,649,245元。2008年9月12日之前的违约金协商总额280,000元，总价合计4,929,245元。该表中还对已付款进行列明为至2008年9月12日止，已分四次支付工程款合计280万。第五次付款为2008年9月12日拿来的200万元支票，其中150万元在9月30日兑现，如果第五次付款兑现，按此表结算为准。如果不兑现违约金按0.6%/天计算。9月12日之前的违约金协商总额取消，仍按原来签证支付。同日，双方又签订了“南翔博威祥源福邸三期基础工程结算表”（以下简称“三期结算表”）一份，该表中载明，1、PHCA400-80管桩的套数为727套，金额为2,147,310元。2、违约金为109,512.82元。3、补充协议材差费为195,210元。4、违约造成损失50,000元。5、试桩配合费用为30,000元。6、人工截桩1,500元。7、送桩深度超过2米的费用为42,350元。8、代购桩尖费用18,000元。合计2,593,882.82元。
　　2010年3月19日，b向l发送《关于要求尽快来我公司清（结）算打桩工程款的函》，该函中载明，“上海嘉定南翔博威祥源福邸政府安置房二期工程，原由周明锋与我公司签订该项目的承包合同，合同期至2009年4月份交房。……，我们于2009年2月13日解除了与周明锋的承包合同，有我公司直接负责剩余工程的施工管理工作，同时，对在此之前周明锋所欠的工程款进行清算结算。”。上述函中b还告知l尽快与其结算打桩款。
　　2010年7月，l诉至法院，请求判令b、a向l支付工程款2,223,127.82元及违约金1,664,469元。
　　原审审理中，b因对l递交的《桩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上加盖的“a”印章真实性存在异议而向法院递交司法鉴定申请，法院准予后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上述鉴定单位经鉴定后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认为为上述两合同中的“a”印章与样本（l认可）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
　　原审庭审中，l认为，根据“二期结算表”中的约定，b已支付了480万元，还欠付129,245元。根据“三期结算表”中的约定，b已支付了50万元，尚欠付2,093,882.82元，故b合计欠付工程款为2,223,127.82元；根据合同约定，b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金。b对上述结算表中列明的款项认为，二期工程中，PHC400-80管桩3,530,657元，边桩款不予认可，试桩配合费46,000元，桩尖金额为18,000元，其他的违约金和借款等均不予认可。对于三期工程中，PHCA400-80管桩2,147,310元，试桩配合费用30,000元，送桩费认可3,850元，代购桩尖费用18,000已在二期中确认，不应重复，其他的费用均不予认可。故b应付工程款为5,775,817元，现已支付530万元，故尚欠l工程款为47万余元；对于l主张的违约金，即便合同成立，明显约定过高，仅同意自l起诉至法院起算，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

四、法院审理　　
原审 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本案中，a系b依法设立的分公司，故该公司的民事责任应由b承担，l要求a承担民事责任，法院不予支持。针对本案中双方争议焦点，法院认为，首先，对于《桩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的成立和生效的争议。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根据b向l出具的《关于要求尽快来我公司清（结）算打桩工程款的函》中的内容表明，一方面，b认可其与l之间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故要求l与其结算工程价款。另一方面，b系将涉讼工程交由周明锋进行承包施工，故周明锋在工程中的经营行为系代表b，现虽b在上述函件中表示已解除与其的承包合同，但b应承担周明锋在施工管理期间进行经营行为的民事责任。l与周明锋签订的两份《桩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虽加盖的a印章非a的真实印章，但双方对合同上周明锋和尤恒签字的真实性未表异议，故上述两份合同成立，而b将其总包工程中的桩基工程交由l施工并订立的上述合同也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应属有效合同。虽然该合同系嗣后补签，但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故双方均应恪守。其次，对于l应得工程价款的争议。l所主张的工程款计算依据为其与周明锋之间签订的“二期结算表”和“三期结算表”，但上述两表的落款处均为周明锋签收，而非确认，故该表中载明的工程款等数额并不能作为双方确认一致的结算依据。现法院根据l所举证据，b认可的数额，以及结合双方之间签订的《桩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的约定，法院核定l应得的“二期”桩基工程价款为3,530,657元+150,000元+46,000元+18,000元+349,570元=4,094,227元，“三期”桩基工程款为2,147,310元+195,210元+30,000元+3,850元=2,376,370元，合计6,470,597元，b已支付530万元，尚欠l的工程款为1,170,597元。最后，对于l主张的违约金争议，法院认为，由于b已支付的工程价款为530万元，而“二期”工程款的最后的付款时间先于“三期”工程款的支付时间，根据履行何期债务不明的，抵充先到期债务的原则，b已清结了欠付的“二期”工程款。b欠付的工程款为“三期”工程款，而根据双方合同约定，b应于2008年12月30日前付清，故b理应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原审审理中，对于b要求调低违约金的意见，法院根据l因垫付工程款所造成的合理损失、b的违约事实等情况，双方约定的违约金偏高，故法院酌定调低为每日万分之五计。
　　原审法院于二○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依法作出判决：一、b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l工程款1,170,597元；二、b支付l逾期支付工程款的违约金，计算方法：以1,170,597元为基数，自2008年12月31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计至b实际履行判决第一项欠款之日止；三、驳回l要求a承担支付工程款和违约金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涉案两份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及工程结算表的效力问题。虽然涉案两份施工合同上加盖的a印章经鉴定并非a的真实印章，但该两份施工合同上同时有周明锋的签字，根据b发给l要求结算工程款的函件，b确认涉案工程原由其发包给周明锋施工，并表示在解除与周明锋的承包合同后由b负责剩余工程的施工管理工作并对之前周明锋所欠的工程款进行结算，而本案诉讼中b也确认周明锋系其公司现场管理人员，故综合相关证据材料可以推定周明锋系b的内部承包人，周明锋代表b与l就涉案工程签订的两份施工合同合法有效，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b承担。同样，周明锋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就施工相关事项与l签订的补充协议以及工程结束后就工程款签订的结算表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应由b承担。至于两上诉人主张两份合同上未加盖公章故合同尚未生效，因合同上已经由周明锋代表b签字，且事实上两份合同均得以实际履行，故两上诉人关于合同尚未生效的理由显然有违事实，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b应付工程款金额的认定。在涉案工程的两份工程结算表上，周明锋代表b在收件人处签字，两份结算表上均注明“甲方于三日内核实，过期作认可处理”，现两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其在收到结算表后向l提出过异议，且原审法院并未直接认定结算表上的总价而是综合本案相关证据材料对结算表上所载明的具体金额进行了逐一核定，原审法院据此认定的工程总造价并无不当。就两上诉人提出的边桩款，在双方所签订的一份施工合同中明确约定“打边桩另加15万元”，故打边桩属于双方合同约定内施工项目，且结算表上该部分工程款金额与合同约定相符，现两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实际施工过程中对该项施工内容有过变更，其要求不支付该部分工程款缺乏依据。就两上诉人提出的材料加价款，根据周明锋与l签署的补充协议，明确约定在原合同价格上每米增加10元，工程量按实结算，故结算表上的该项工程款符合双方约定，两上诉人主张不应计取该部分款项缺乏依据。综上，原审法院对涉案工程造价及b欠付工程款金额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三、关于违约金问题。涉案两份工程合同对付款时间有明确约定，且施工完毕后双方也对工程款进行过结算，现b未能按约付清工程款显属违约，应按合同约定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原审法院在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已经对违约金金额进行调整，两上诉人主张其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缺乏依据，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前提下依法作出的判决是正确的，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b、a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五、与本案及类似案例相关的法规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十四条　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四十三条　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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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建设工程与房地产专业律师唐湘凌编著的《中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例百案评析》。唐湘凌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从事法律职业十余年。其北京建设工程与房地产专业律师团队处理过大量涉及工程建设、房地产的法律事务，在该领域有丰富经验，欢迎委托处理该领域的法律事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北京国际中心；电话：186-0190-0636，邮箱：lawyernew@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