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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开展打击伪造、倒卖、盗窃发票专项斗争的通知
1994年3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税务局：
近一时期，伪造、倒卖、盗窃发票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南方沿海开放城市相当猖獗，并已向内地发展蔓延，在局部地区已经泛滥成灾，成为社会公害。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发票虚报冒领骗取多抵扣税款以及进行贪污、走私，投机倒把等违法犯罪活动，大肆侵吞和诈取国家财产，严重扰乱经济秩序。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假增值税专用发票直接偷税、骗税，严重干扰了税制改革的正常进行，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各级党政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为了维护国家税收秩序和社会治安秩序，保证税制改革的顺利实施，坚决刹住伪造、倒卖、盗窃发票违法犯罪活动的发展势头，现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集中打击伪造、倒卖、盗窃发票活动的专项斗争。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范围、重点和行动时间
这次专项斗争主要是在伪造、倒卖、盗窃发票违法犯罪活动比较严重的大中城市和地区开展，其他地区可结合日常工作进行。打击的重点是：伪造、倒卖、盗窃发票的犯罪团伙特别是利用地下印刷厂大量印刷假发票的；以伪造、倒卖发票为常业或牟取暴利的；利用假发票从事偷税、骗取出口退税的违法犯罪分子。对伪造、倒卖、盗窃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应及时惩处，以确保新税制的顺利推行。各地应当结合具体情况，在1994年4月至6月间开展集中打击行动。
二、措施和步骤
（一）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各级审判、检察、公安、税务机关要组织有关工作人员，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即将下发的《关于办理伪造、倒卖、盗窃发票等犯罪案件适用法律的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充分认识当前伪造、倒卖、盗窃发票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深刻领会严厉打击这类违法犯罪，对于保证税制改革，遏制偷税、骗取出口退税，维护税收秩序，促进廉政建设，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意义。
（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为推动和指导这次专项斗争的顺利开展，由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打击伪造、倒卖、盗窃发票专项斗争协调办公室。各地审判、检察、公安、税务机关要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此专项斗争的情况，主要领导应当亲自抓这项工作。各地审判、检察、公安、税务机关要组成临时领导小组，并设临时办公室，负责协调、组织专项斗争的日常工作。行动前要制订行动方案，严密部署，精心组织，抽调精干力量，确保这次专项斗争的顺利开展。地区之间要加强联系，互通情况，协同作战。
（三）摸清线索，为统一行动作好准备。各地要根据近期伪造、倒卖、盗窃发票违法犯罪活动的情况、特点和规律，清理、汇集已有线索，认真分析研究，确定重点地区和重点对象，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摸清有关动向情况，采取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法，搞好调查摸底，搜集必要的证据。
（四）突出打击重点，狠抓大案要案。各级审判、检察、公安、税务机关在专项斗争中要充分履行各自职责，坚决排除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以及行业腐败现象的干扰，严格执法，秉公办案，认真查处每一起案件。要加快办案速度，对于已经查明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及时提起公诉，审判机关应当及时审理。在具体办案过程中，要坚持犯罪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原则，及时查处，不要纠缠不影响定罪量刑的枝节问题，更不允许扯皮推诿贻误查处。
（五）注意总结交流、通报情况。各地要切实掌握这次专项斗争的工作情况，及时通报工作进展及重大案件的查处情况。工作结束后，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专项斗争临时领导小组写出总结报告，于1994年8月15日前报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项斗争协调办公室。
三、正确适用法律，严肃执法
在这次专项斗争中，要严格掌握法律、法规和政策界限。对伪造、倒卖、盗窃发票或利用发票从事不法活动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即将下发的《关于办理伪造、倒卖、盗窃发票等犯罪案件适用法律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伪造、倒卖、盗窃发票或利用发票从事不法活动，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税务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进行处理；对于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予以劳动教养。
四、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在专项斗争中，必须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对处理的大案要案和重大统一行动，要及时通过电视、电台、报刊等新闻媒介报道。这类案件的多发地区，人民法院应当选择一些典型案例公开宣判，以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震慑不法分子，教育鼓舞人民群众。要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税法和有关司法解释，教育公民遵纪守法，增强全社会依法使用发票的意识，提高对发票的“识伪”、“防伪”能力。
五、加强经常性管理，巩固斗争成果
要通过这次专项斗争，进一步加强发票管理。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对发票的印刷、使用和保管实行严格监督和管理，防止偷税、骗取出口退税和侵吞国家财产等违法犯罪案件的发生，消除产生此类违法犯罪的诱因和条件，控制和减少违法犯罪，保障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税收秩序。专项斗争结束后，各地还要不断开展打击伪造、倒卖、盗窃发票的工作，做到常抓不懈，决不放松，并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适时开展此类专项斗争，以巩固专项斗争的成果。
行动中有何具体问题，请及时报告各上级主管部门。


浅论基因纠纷中法律责任的司法认定
刘长秋 刘迎霜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基因技术的发展使得包括基因技术纠纷、基因权利纠纷以及基因犯罪等在内的各种纠纷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司法实践中，成为司法者所必须应对的现实挑战之一。从司法实践中来看，对基因纠纷中的法律责任的认定问题已成为司法实务部门倍感棘手的一个问题，而该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严格的法理论证。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基因纠纷中法律责任的司法认定问题，对于司法者正确适用法律以维护司法公正，无疑将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拟从相关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三个角度对该问题加以研究。
一、基因纠纷中的民事责任之司法认定
基因纠纷就是指围绕基因技术和基因权利等问题而引发的各种纠纷。在民事方面，这类纠纷主要表现为四类：其一是基因技术合同纠纷，即由于当事人就基因技术的开发、转让、咨询或者服务而签订合同时所引发的纠纷；其二是基因环境民事纠纷，即由于基因工程操作事故而对环境或人们的生命健康造成损害而引发的民事纠纷；其三是由于基因人格权、基因所有权及基因财产权等具体基因权利而发生的民事纠纷；其四是因基因治疗而引发的民事纠纷。那么，司法者对四种民事纠纷中的民事责任应如何加以认定呢？是适用统一的法律规定，还是不同的归责原则呢？我们认为，对于以上四种民事纠纷，司法者在具体认定法律责任时所适用的法律及遵循的归责原则是存在差别的。下面，我们将分别加以分析：
1．就基因技术合同纠纷而言，这类纠纷在本质上应属于合同纠纷，或者说得具体一点，应属于技术合同纠纷。我国现行《合同法》对技术合同作出了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这些规定显然也应当适用于基因技术合同。依此分析，我们认为，对于基因技术合同纠纷所引发的民事责任，司法者应当依照《合同法》关于技术合同的规定来加以认定。
2．就基因环境民事责任而言，这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责任，应当适用特殊的法律规定与归责原则。首先，从民法学的角度来分析，在基因工程对环境及周围人们的人身健康或财产具有潜在负面效应的情况下，基因工程作业实际上属于高度危险作业，而一旦从事这种作业的人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其所承担的民事责任就应当是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致害人主观上无过错，也要承担民事责任。其次，从环境法学的角度来看，基因环境民事责任说到底是一种环境民事责任，对于该种责任，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及《环境保护法》都分别有明确规定，即由致害人承担无过错责任。
3．就基因人格权、基因所有权及基因财产权纠纷引发的民事责任而言，我国现行民法还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然而，由于基因人格权、基因所有权与基因财产权本质上也分别是人格权、所有权及财产权的内容，因此，我们认为，对这种民事纠纷所引发的民事责任的认定问题，可以比照民法关于人格权、所有权及财产权的规定进行，在归责原则上实行过错责任原则，并在进行诉讼时，遵循传统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
4．就基因治疗所引发的民事责任问题，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也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笔者以为，由于基因治疗也是一种医事行为，因而其民事责任的认定就应按照与一般医事行为相同的归责原则来进行，在具体认定时适用医疗法的有关规定，在诉讼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由医方（或治疗方）承担举证责任。
二、基因纠纷中的行政责任之司法认定
因基因技术、基因权等问题引发的民事责任是基因纠纷中最为常见和主要的一种责任纠纷，除此之外，基因问题还会引发一些行政责任纠纷，这种纠纷也是一种较为重要的法律纠纷。根据责任归属的不同，基因纠纷中的行政责任可以被分为两类：一是由国家所承担的行政责任，二是由作为行政相对人的个人和单位所承担行政责任。这两种行政责任归属的司法认定都必须以基因技术法的明文规定为依据。
首先，就国家所承担的行政责任来说，这种行政责任主要是由于主管基因科技的生命科技主管部门违反基因技术法的规定，不履行监管职责或者错误行使监管权引发的，其产生直接根源于生命科技行政主管机关的基因科技监管权。基于此，我们以为，对于基因问题所引发的该种行政纠纷之行政责任的司法认定，应当以现行基因技术行政法对基因科技行政主管机关之行政职责的规定为法律依据。我国现行基因技术法基本上都对基因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进行了明确规定。因此，基因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是否严格依照这些规定而认真履行职责将是认定基因技术与基因权行政纠纷中的行政责任的一个主要依据。例如，我国《人类遗传资料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共同负责管理全国人类遗传资源，联合成立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而第八条则紧接着规定，“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暂设在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在国务院科学技术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领导下，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行使以下职责：（一）起草有关的实施细则和文件，经批准后发布施行，协调和监督本办法的实施；（二）负责重要遗传家系和特定地区遗传资源的登记和管理；（三）组织审核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的国际合作项目；（四）受理人类遗传资源出口、出境的申请，办理出口、出境证明；（五）与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有关的其他工作。”依据这些规定不难得知，作我国人类遗传资源行政主管机关的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具有“负责重要遗传家系和特定地区遗传资源的登记和管理”等的行政职责，假如其不履行这些行政职责，对重要遗传家系和特定地区的遗传资源不予登记和管理，则就显然违背了其行政职责，依法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
其次，就行政相对人所应承担的行政责任来说，这种行政责任是由于行政相对人实施了违反基因技术行政法的行为所导致的。基因技术行政法作为法律，具有普遍适用性，任何人都须遵守。这一点，对一般公民或组织来说如此，对专门从事基因科技活动的个人与单位而言，更是如此。为了保障基因科技活动的规范进行，我国基因技术法对行政相对人的基因科技活动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如果要进行基因科技活动都必须依照这些规定来进行，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如被处以行政罚款等。因此，对从事基因科技活动的行政相对人行政责任的司法认定也必须要以相关的行政相对人是否违反基因技术行政法的规定为依据，如果其违反了基因技术行政法的规定，司法机关就应认定由其承担行政责任。这是认定基因纠纷中作为行政相对人一方的基因科技研究、开发单位及基因科技工作者行政责任的一个基本准则。
三、基因纠纷中的刑事责任之司法认定
基因问题还可能会引发刑事责任。具体而言，在基因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或咨询过程中，如果出现了严重的违法行为以致构成了犯罪，则相关行为人须要承担刑事法律责任。例如，在进行基因技术研究过程中，非法向环境中释放转基因生物，造成重大环境资源事故的；或者在基因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获取他人基因而造成基因所有者死亡或伤害的；再或者，在从事基因技术开发的过程中，违反国家保密法的规定，泄露国家基因科技机密的……。这些行为都将会触犯刑律，而相关行为人依法也都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应如何具体认定这些责任呢？我们以为，司法者应当从主体、客体、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这四个方面具体考察相关行为的犯罪性。具体来说：
1．在主体方面，行为人是否属于刑法所规定的该类犯罪的主体范围。例如，我国刑法规定的泄露国家秘密罪的犯罪主体须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如果认定泄露国家基因科技秘密的行为人应承担泄露国家秘密罪的刑事责任，则泄露国家基因科技秘密的行为人就必须符合该罪的主体特征，即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否则，就不应以泄露国家秘密罪认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2．在客体方面，行为人的犯罪性为所侵害的是为刑法所保护的特定客体。还是以泄露国家基因科技秘密为例，如要认定行为人承担泄露国家秘密罪的刑事责任，则行为人泄露国际基因科技秘密的行为需要以侵害国家的保密制度为前提。如果行为人的泄密行为没有侵害国家的保密制度，而是侵害了单位的保密制度，则也不能以泄露国家秘密罪认定行为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3．在客观方面，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某特定犯罪的客观方面的要求。如非法向环境中释放转基因生物造成环境资源事故的，如司法者认定该种行为的行为人应承担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刑事责任，则依照刑法规定，必须符合以下两项要求：（1）行为人违反了法律关于环境资源保护的规定；（2）行为人实施了向环境中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包括转基因生物）的行为。否则，就不得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也不得要求行为人承担这一犯罪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4．在主观方面，行为人须具有过错，即具有故意或者过失，假如行为人实施了相关的危害行为而其主观上却并无过错，或者一定的危害后果是由意外事件所引起的，也不得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而要求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本文发表于《山西审判》200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