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安徽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已经2004年8月20日安徽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10月1日起施行。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4年8月23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
本条例所称经营者，是指为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遵循国家保护、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原则，保障和方便消费者行使权利。
第四条有关国家机关和行业协会在制定涉及消费者权益的法规、规章、政策和行业规则时，应当听取消费者的意见和要求，不得作出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规定。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领导，建立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办公会议制度，协调解决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督促有关行政部门依法履行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职责。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质量技术监督、食品药品监督、卫生、价格等有关行政部门应当依照各自职责，依法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查处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七条消费者协会和其他依法成立的消费者组织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依法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监督。
第八条有关行业协会应当督促本行业经营者规范经营行为，加强行业自律，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大众传播媒介应当做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宣传，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监督。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监督。
第二章消费者的权利
第九条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
第十条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了解该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情况及交易条件。
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商品的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权属证明、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等情况；要求服务的经营者提供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标准、检验检测报告或者维修服务记录等情况。
第十一条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
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是否购买、接受任何一种商品或者服务。
消费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时，有权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
第十二条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
第十三条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其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个人隐私等人身权和财产受到损害的，有权要求经营者依法予以赔偿。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按照行业规则予以赔偿。
第十四条消费者享有依法成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的权利。
第十五条消费者享有获得消费知识和有关消费者的权利、经营者的义务以及消费争议处理方式等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知识的权利。
第十六条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享有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
第十七条消费者有权对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价格、计量、经营作风等提出意见、建议，有权对经营者的侵权行为向有关行政部门举报，有权将有关情况如实向大众传播媒介反映。
消费者有权对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织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行业协会制定或者经营者共同约定的行业规则中不利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内容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消费者有权对国家机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工作提出建议，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工作中的违法失职行为提出批评和进行检举、控告。
第三章经营者的义务
第十八条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的原则，遵守商业道德，诚实守信。
第十九条经营者不得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广告或者虚假宣传，不得欺骗或者强迫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不得以任何形式搭售商品、服务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条件。
经营者提供可选择性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事先告知并征得消费者同意。
第二十条经营者应当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的消费场所或者环境；存在危险因素的，应当设置警示标志并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第二十一条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应当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没有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应当符合社会公认的质量、卫生、安全要求。
发现或者有事实证明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严重缺陷，即使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仍然可能对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经营者应当立即停止出售该商品或者提供该项服务；商品已售出的，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告知消费者，并召回该商品进行修理、更换或者销毁，同时应当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报告。
经营者应当采取前款规定措施而未采取的，有关行政部门应当责令经营者立即停止出售该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并对已售出的商品采取召回措施。
第二十二条经营者出售需要开封、测试的商品的，应当当场开封、测试；消费者与经营者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二十三条经营者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或者与消费者的约定对商品承担包修、包换、包退（以下简称“三包”）责任的，应当出具“三包”凭证并履行承诺。“三包”凭证应当注明消费者的权利和经营者的义务，并指定具备条件的维修单位。实行“三包”的商品有质量问题的，经营者应当根据消费者的要求予以退货、更换或者修理，不得拒绝，推诿。经营者承诺的“三包”时限超过规定时限的，从其承诺。
除国家规定实行“三包”的商品外，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会同省质量技术监督、商务等行政部门和有关行业管理部门，根据本省实际制定实行“三包”的商品目录及“三包”期限。制定“三包”商品目录，应当听取消费者协会和消费者代表的意见。
第二十四条经营者按照“三包”规定承担退货责任的，应当按照商品的发票价格一次退清货款，不得违反国家规定收取折旧费。
经营者按照“三包”规定承担更换责任的，应当免费为消费者调换同型号、同规格的商品。无同型号、同规格的商品的，经营者应当根据消费者的要求予以退货，并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经营者按照“三包”规定承担修理责任的，应当自收到修理的商品之日起20日内修复，并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到期未能修复商品的，经营者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更换同型号、同规格的商品；在保修期内两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经营者应当负责更换或者退货。
第二十五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时，不得要求消费者提供与消费无关的个人信息。未经消费者本人同意，经营者不得以任何理由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对外披露。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经营者为促销赠与或者奖励消费者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保证质量，不得免除其更换、修理、重作等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经营者在保险公司投保的商品或者服务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由经营者赔偿消费者的损失；消费者也可以依法直接向保险公司索赔。
第二十八条经营者以邮购销售、电视（电话）销售、互联网销售等方式销售商品的，应当保证商品的质量、性能、规格等与广告宣传相一致，并按照承诺的时限提供商品。经营者未对提供商品时限作出承诺的，应当自收到消费者汇款之日起3日内交寄商品。
以前款规定方式销售的商品与广告宣传不一致的，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经营者应当承担消费者支付的合理费用，并不得向消费者收取任何费用；有质量问题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九条从事旅客、货物运输的经营者，应当保证旅客、托运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经营者应当按照客票载明的时间和班次运送旅客。经营者迟延运送的，应当及时说明原因，按照旅客的要求尽快安排改乘其他班次或者退票，并根据有关规定对旅客的食宿予以妥善安置，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经营者不得降低服务标准，不得超载、中途加价，不得无故绕行、拒载、中途停运或者转运。
第三十条从事旅游服务的经营者，应当与旅游者订立书面合同，明确旅游线路和景点、价格、日程安排、食宿标准、交通工具、违约责任等事项。安排旅游购物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合同中明示购物地点、次数、时间。
经营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旅游项目，应当具备保障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技术条件、服务设备和必要的救护设施，并向旅游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
经营者擅自增加游览景点或者提高食宿、交通工具标准的，由经营者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擅自减少游览景点或者降低食宿、交通工具标准的，应当退还相应费用并承担违约责任。
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不得欺骗、胁迫或者与经营者串通欺骗、胁迫消费者消费。
第三十一条食品经营者不得经营含有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有毒、有害物质的食品，不得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对食品进行保鲜、抛光、着色、熏烤等加工处理。
从事餐饮业的经营者，提供的食物应当符合卫生、安全要求；不符合卫生、安全要求，给消费者健康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消费者的损失。经营者对所提供的食品和服务，应当事先将价格告知消费者并接受消费者的选择。
第三十二条从事摄影、冲印的经营者，应当保证摄影、冲印质量；拍摄、冲印的照片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应当根据消费者的要求退还费用或者免费重拍、重印。经营者提供服务后，应当将全部照片、底片（包括数码图片资料）交付消费者，不得自行保留和另行收取费用；造成消费者的胶卷、底片损坏或者遗失的，应当退还冲印费，并按整卷胶卷价格的10倍给予赔偿。拍摄内容具有特殊价值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事先约定保价冲印，保价费不得超过保价额的3%；经营者未按约定提供服务或者提供服务不符合约定要求的，按照约定的保价额赔偿消费者损失。
第三十三条从事洗染服务的经营者，应当与消费者共同确认洗染前衣物状况，向消费者介绍衣物洗染效果，并在服务单据中注明相关内容。经营者未按照约定提供服务，造成衣物损坏、串色、染色、遗失等后果的，应当退还收取的费用，并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四条组织展览、演出、体育活动的经营者，不得擅自减少已公布的活动项目和内容；确需变更活动项目和内容的，应当在原定活动时间3日前以有效方式告知消费者，并根据消费者的要求办理退票。经营者未在原定活动时间3日前告知消费者的，除退还消费者票价款外，还应当承担消费者支付的合理费用。
第三十五条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者，应当守法经营，为消费者提供文明健康的服务，不得接纳未成年人上网，不得利用互联网上网服务制作、下载、发布、传播含有邪教、迷信、淫秽、赌博、暴力、犯罪等内容的信息，不得对商品和服务作虚假宣传。
提供手机短信服务的经营者应当依法经营，不得强制或诱导消费者接受有偿服务，不得发布含有不健康内容的信息和虚假信息。
第三十六条从事美容、美发服务的经营者和从事整容、整形服务的医疗机构应当明码标价、合理收费，不得价外加价，不得使用伪劣用品。达不到约定效果的，经营者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给予重作或者退还已收取的费用；给消费者造成人身伤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非医疗机构不得从事整容、整形项目。
第三十七条从事修理、加工服务的经营者，应当事先告知消费者修理、加工所需要的零部件、材料、期限、价格等真实情况，并开出修理或加工清单，经消费者同意后，再作修理、加工。
经营者不得偷换零部件或者更换不需要更换的零部件，不得虚列修理项目或者谎称更换零部件。
经营者对修理的部位应当予以包修，包修期不得少于30日；经营者承诺包修期多于30日的，从其承诺。包修期自商品修复交付消费者之日起计算。
第三十八条从事商品房销售的经营者应当在合同中明确列明商品房的地址、建筑结构、建筑面积、装饰标准、计价方式、付款方式、配套设施、产权办理等内容，保证商品房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从事商品房销售的经营者有下列欺诈行为之一的，应当退还消费者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承担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金：（一）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未告知买受人将该房屋抵押或者出卖给第三人；（二）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三）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或者出卖给第三人的事实；（四）隐瞒所售房屋属于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
第三十九条从事商品房销售的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对商品房实行质量保修。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应当进行防水处理的屋面防水工程、卫生间、下水道、房间、外墙面的防渗漏保修期不得低于5年。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商品房的保修期自商品房交付消费者之日起计算，保修期内的维修费用（含公共部位的维修费用）由经营者承担。
第四十条从事住宅装修的经营者，应当与消费者书面约定施工方案、期限、质量、价格、环保指标、质量保证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由经营者提供装修材料的，还应当书面约定材料的名称、规格、环保和安全指标、等级、价格等，材料应经消费者验收、认可。
装修工程的保修期限不得低于2年，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第四十一条从事物业管理的经营者，应当切实履行物业管理合同，接受业主和业主委员会监督，不得损害业主利益。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的，业主大会有权解除合同。
第四十二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依法维护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中的知情权、隐私权，为患者查阅、复印处方笺、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检查报告、手术以及麻醉记录单等资料提供方便。因实施保护性医疗措施不宜让患者知情或者患者因故无法行使知情权的，医疗机构应当保障患者亲属行使上述权利。未经患者或者其亲属同意，医疗机构不得公开患者病情。
医疗机构应当科学用药，合理安排必要的医疗检查项目，并按照规定收取医疗费用，详列计价项目、收费清单，并出具收费凭证，不得将其用药量、检查项目与医务人员的利益挂钩，增加患者经济负担。违反规定多收取的费用，应当退还患者。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采购、使用假劣药品、医疗器械，不得生产、销售、使用无批准文号的自制药品与制剂；不得利用职务之便，索取、非法收受患者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第四十三条从事非公益性或非学历培训教育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如实告知课程设置、师资状况、学费收取项目及标准等情况，不得有下列侵害受教育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一）不具备合法资格招收受教育者；（二）以虚假的受教育者所取得的成绩，证明学校教育的成功；（三）虚构与有关经营者达成培养协议，以保证毕业就业诱导受教育者；（四）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或者增加收费项目；（五）降低教学水平，安排不合格的教师从事教学活动，不提供相关的教学场所、教学设备和设施；（六）以不正当手段迫使受教育者终止学业。
经营者有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应当在受教育者提出退学退款要求之日起5日内，退还全部学费、培训费以及其他费用，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四十四条供水、供电、供气、供暖、邮政、电信、有线电视、互联网络等公用服务的经营者，应当按照价格行政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收费，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或者增加收费项目，不得收取押金、保证金等；不得限定消费者购买指定的商品；未提供材料的，不得收取材料费；消费者要求暂停服务的，不得收取暂停手续费。
经营者应当负责对设备进行检查维护。经营者在对设备进行维护、检修期间，应当采取措施，保证公用服务的正常进行；确需影响消费者正常使用的，应当至少提前3日告知消费者。
第四十五条经营者应当全面履行其法定义务；本条例未作规定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义务。
第四章消费者组织
第四十六条省、市、县（区）依法成立消费者协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消费者协会履行法定职能的需要为其办事机构配备必要的人员，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消费者协会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发展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并根据需要在消费者集中的地方设立投诉点。
除消费者协会外，消费者还可以依法成立其他消费者组织。
第四十七条消费者协会履行下列职能：
（一）宣传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对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价格、售后服务和消费者的意见进行调查、比较和分析，为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和咨询服务；
（二）参与有关行政部门、行业协会对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价格、安全、卫生、计量等进行监督检查；
（三）向有关行政部门、行业协会和经营者提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建议，就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向有关行政部门、行业协会反映、查询；
（四）发现商品或者服务存在严重缺陷，向经营者提出改进建议，并向有关行政部门和行业协会报告；
（五）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并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调解；
（六）支持消费者依法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
（七）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予以披露；
（八）其他与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有关的工作。
第四十八条消费者协会应当针对消费者投诉的处理情况和消费者的需求，不定期发布消费警示信息和消费指导信息，帮助消费者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引导消费者科学合理消费。
消费者协会可以向社会披露经核实的消费者的投诉情况。
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信息、披露消费者投诉情况，应当合法、客观、公正。
第四十九条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织应当强化服务意识，规范自身行为，加强队伍建设，不得从事商品经营和营利性服务，不得以牟利为目的向社会推荐商品和服务。
第五十条有关行政部门、行业协会应当及时将涉及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信息告知消费者协会。对消费者协会就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事项的查询，有关行政部门、行业协会应当在10日内予以答复。
第五章消费争议处理
第五十一条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
（一）与经营者协商和解；
（二）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
（三）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
（四）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
（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五十二条鼓励消费者与经营者采取协商和解的方式解决消费争议，但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第五十三条消费者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消费争议的，消费者协会应当自收到消费者调解申请之日起3日内决定是否受理；不属于受理范围的，应当向消费者说明理由。
消费者协会受理消费争议调解申请后，应当自受理之日起5日内调解。经调解达成协议的，根据消费争议双方的要求，可以制作调解协议书；调解不成的，消费者协会应当告知当事人其他解决途径。
消费者协会认为经营者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经营行为的，应当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消费者协会。
第五十四条行政部门对消费者的申诉或者消费者协会转交的投诉，应当在接到申诉或投诉之日起7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受理的决定，并书面告知消费者或消费者协会。
行政部门决定受理的，应当及时处理。确属经营者责任的，行政部门应当责令其负责修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消费者的损失。
行政部门决定不受理的，应当说明理由。行政部门逾期不作出是否受理决定的，或者对行政部门不受理决定不服的，消费者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十五条消费者为解决消费争议，可以依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或者依法提起诉讼。
仲裁委员会可以在消费者协会设立仲裁办事机构，为当事人解决消费争议提供方便。小额争议仲裁应当体现简便、快捷的原则，并免收或减收仲裁费。
消费者和经营者对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应当履行。一方逾期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五十六条消费者要求解决消费争议的，应当提供能够证明消费关系存在的商品实物、购货凭证、服务单据或者其他证据。
第五十七条因商品或者服务质量发生争议需要进行检测、鉴定的，可以根据消费者与经营者的约定进行检测、鉴定；双方未约定的，由受理调解、申诉的消费者协会或者有关行政部门委托检测、鉴定机构进行检测、鉴定。
检测、鉴定费用由经营者先行垫付，消费者提供等额担保。责任明确后，检测、鉴定费用由责任方承担；无法明确责任的，由双方共同承担。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五十八条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一）违反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广告或者虚假宣传，欺骗或者强迫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或者搭售商品、服务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条件的；
（二）违反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存在严重缺陷的商品不采取召回措施的；
（三）违反第二十八条规定，以邮购销售、电视（电话）销售、互联网销售等方式销售商品，商品与广告宣传不一致的；
（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经营者超载、中途加价，无故绕行、拒载、中途停运或者转运的；
（五）违反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经营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旅游项目，不具备保障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技术条件、服务设备和必要的救护设施，或者未向旅游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的；
（六）违反第三十一条规定，经营含有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有毒、有害物质的食品，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对食品进行保鲜、抛光、着色、熏烤等加工处理，提供的食物不符合卫生、安全要求的；
（七）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接纳未成年人上网，或者利用互联网上网服务制作、下载、发布、传播含有邪教、迷信、淫秽、赌博、暴力、犯罪等内容的信息或者对商品和服务作虚假宣传的；
（八）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从事美容、美发服务的经营者和从事整容、整形服务的医疗机构不依法经营的；
（九）违反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偷换零部件或者更换不需要更换的零部件，虚列修理项目或者谎称更换零部件的；
（十）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不按照规定收取医疗费用，或者采购、使用假劣药品、医疗器械，生产、销售、使用无批准文号的自制药品与制剂，或者将用药量、检查项目与医务人员的利益挂钩，或者利用职务之便，索取、非法收受患者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十一）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供水、供电等公用服务经营者擅自提高收费标准，增加收费项目，限定消费者购买指定的商品，或者收取暂停手续费的；
（十二）法律、法规规定的对损害消费者权益应当予以处罚的其他情形。
第五十九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者人身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交通费、住宿费等费用；造成残疾的，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者死亡的，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前款规定的费用应当一次性补偿，具体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十条经营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给消费者造成精神损害的，应当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经营者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侮辱或者捏造事实诽谤消费者，搜查消费者的身体或者其携带的物品，侵害消费者的人格尊严或者侵犯消费者人身自由，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给予2000元以上的精神损害赔偿。
第六十一条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食品药品监督、卫生、价格等行政部门和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附则
第六十二条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六十三条本条例自2004年10月1日起施行。1988年12月25日安徽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1995年12月30日安徽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正的《安徽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同时废止。
张志伟.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讲师
关键词: 司法审查/违宪性审查/民主
内容提要: 司法审查在美国民主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司法审查的程序主义理论仍然不能解释清楚司法审查正当性的问题。从大众民主的视角看，美国确立司法审查的理论基础是动态的参与民主机制。对国会立法进行违宪审查目的是建立一种动态的参与民主机制，在代议制民主和大众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弥补代议制民主的不足，从根本上说司法审查不是反民主的，而是为了让民主运转起来。
美国是最早确立司法审查制度的国家，司法审查成为美国政治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司法审查权行使的对象包括立法机构的立法和行政机构的行政行为，但存在争议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对国会立法是否有违宪审查权方面，也就是所说的司法专政与立法民主的冲突，司法审查一直面临着“反多数主义的难题”，为了研究的集中和方便，笔者所指的司法审查就界定在这一范围。根据有的学者对世界上195个国家和地区的最新统计，司法审查制度的覆盖率高达89%。（注：参见张千帆：《司法审查与民主——矛盾中的共生体？》，载《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第1期。）所以，笔者虽然以美国为背景，探讨司法审查的理论基础，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具有普遍和实质性的问题——司法审查的理论基础即司法审查的正当性问题。国内外很多学者对司法审查确立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讨，总得来说是从分权，宪政（法治），人权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的，但是这些论述要么值得商榷，要么缺乏深入的分析，所以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梳理和研究。
一、关于司法审查的几种常见理论
有人从三权分立的角度来论证司法审查的正当性，并且美国的建国者们也说：“立法机关必须要接受一定的限制和约束，而这样的限制必须通过法院来执行，因而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无效之权。”[1]三权分立与制衡是美国基本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如果说最高法院通过判例创立司法审查权，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的威力，让司法机关成为与立法、行政两个机关平起平坐、三分天下的独立部门，使三权制衡真正得以确立的话，这也无可非议，关键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存在着，最高法院对国会立法行使违宪审查权也要依照宪法来进行，否则地话，滥用司法审查权，就会剥夺其他部门的适当权力，容易走向司法专政，所以要解决一个违宪审查标准的问题，要以此说明某一国会立法确实违反了宪法的明确条款，可是宪法的不确定性是勿庸置疑的存在着，“宪法条款之所以不确定是因为其言语模糊，很容易使法院成为第三议会并拥有强大的否决权”，[2]人们对宪法文本的解读往往存在着不同理解，并且立法机构在立法时，要考虑范围广泛的因素，而法院对国会立法的解释很容易错误地忽视立法所考虑的因素，所以要想找到一个客观中立的司法审查标准是不可能的。
也有从宪政或者说法治的角度来论证司法审查的正当性的，认为司法审查与民主统一于宪法，司法审查与民主不是谁压倒谁的问题，而是在宪法的框架内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的问题，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特别是在国家安全至上的危机时刻，民主偶然会失灵，超越了宪法对它的限制，损害了个人的基本权利，冷战时期美国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就是明证，因此需要最高法院以法治代言人的身份，进行干预，这就是宪政民主。（注：参见任东来，颜廷：《探究司法审查的正当性根源》，载《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从宪政的角度认识司法审查的正当性存在的问题是最高法院能否成为宪法的代言人，法院对宪法的理解为什么一定是正确的，为什么对多数的干预一定符合宪法的精神，宪政乃宪法之治，而宪法并不总是确定的，此时怎么谈得上宪政。
不少人从人权保护的角度论证司法审查的正当性，认为司法审查是为了抗衡民主体制下的多数人专制，（注：参见张千帆：《司法审查与民主——矛盾中的共生体？》，载《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第1期。）保障基本人权是宪法的基础所在，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国民基本人权，从而达到一种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是违宪审查机制赖以存在的重要思想基础，司法权在民主法治国家，是维护法律实施和社会正义道德最后一道防线，当立法权或者行政权侵害基本人权时，作为基本人权救济手段的司法权往往担负着“宪法守护人”的重任。（注：参见冷罗生：《论违宪审查制的理论基础》，载《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3期。）应该说美国宪法是保护人权的，但问题在于在宪法不确定的情况下，为什么司法权一定能够保护人权，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一种，而任何国家权力都有侵犯个人权利的可能性，其实司法审查权的行使有可能是侵犯人权的，美国历史上最高法院阻止废除黑奴法令的实施就是一例。
以上理论阐述的共同点就是把法院当成了宪法的真理代言人，并且宪法是确定清晰的，逻辑严密的，但问题恰恰在于宪法并不总是确定清晰，逻辑严密的，例如宪法保护新闻自由权，同时也保护隐私权，而这两项宪法基本权利却存在着冲突，如何解决二者的冲突，宪法并没有给与明确的规定。
二、美国学界关于司法审查正当性的研究
自1950年代以来，美国学界关于司法审查制度正当性的理论探讨不断进行着，总得来说，可以概括为实体价值论与程序主义论。实体价值论认为只要司法审查能够促进宪法原则的实现，就是正当的。司法能动主义（注：参见罗伯特·麦克洛斯基：《美国最高法院》，任东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阿奇博尔斯？考克斯：《法院与宪法》，田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亚历山大·比克尔：《最小危险部门——政治法庭上的最高法院》，姚中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原旨主义（注：参见基思·惠廷顿：《宪法解释：文本含义，原初意图与司法审查》，杜强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罗纳德·德沃金：《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刘丽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Thomas M.Kech，The most Activist Supreme Court In History：The Road to Modern Judicial Conserva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与司法最低限度主义（注：参见凯斯·桑斯坦：《就事论事——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最低限度主义》，泮江伟、周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Jesse H.Choper，Judicial Review and the National Political Process，A Func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Role of the Supreme Court，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是实体价值论的主要理论分支。能动主义强调，最高法院具备较民意立法机关更为长远的眼光，最高法院作为一个政治机构，要不断地重新审视既有的法律和先例，让古老的宪法适应时代的需要。原旨主义和司法最低限度主义，强调保持宪法原则固有的含义，采取审慎的态度运用司法审查权。司法能动主义、原旨主义与司法最低限度主义虽然在是否主动干预立法方面有分歧，但都认为最高法院是美国宪法的真实代言人，法院是宪法原则的正确解释者。应该说学者们都承认，宪法是一个最高法，它决定着政府统治；它更是一个成文法，需要加以解释。但是，宪法不同于一般的具体明确的法律条文，它的一些普遍性表达、开放性话语和笼统规定不是清晰可辨的，常常可以有多种理解。实体价值论的最大困惑就是无法论证出：为什么法院对宪法的解释一定比立法机关的解释要正确。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实体价值论没有办法说得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学者支持最高法院审查民主程序的合宪性，反对司法审查就民意立法进行价值判断，此种研究是谓程序主义论。其中的代表性理论是约翰·哈特·伊利的程序主义理论，其具有代表性的专著是《民主与不信任——关于司法审查的理论》曾在美国学界引起极大的轰动，成为美国宪法著作中被引证次数最多的一部，至今依然别具魅力。下面我就对伊利的程序主义理论进行分析和反思。
伊利在书中指出了真正的民主应建立在不信任的基础之上，这里的不信任是指对代议制民主政府的怀疑。因为代议制民主是间接民主，不是真正的直接民主，代议机关在理论上由民主产生，并且受人民的监督，但代表具有独立性，其意志也不能简单地说是代表了人民。伊利具体指出了代议民主政治失灵的两种情况“失灵发生在政治程序不值得信赖时，当（1）在任者堵塞了政治变革的渠道以保证他们继续在任，未当选者继续落选；或者（2）尽管没有人真正忽视一种意见或一个投票权，但一个有影响的多数支持的代表会有计划地损害少数的利益，他们出于单纯的敌意或偏见拒绝承认公共利益，并因此拒绝通过代议制向少数提供与其他团体同样的保护。”[3]也就是说代议民主有两个弊端，一是在某种程度上堵塞了政治变革的渠道，二是代议民主并不能很好的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因为代表们为了取悦多数选民可能会损害少数群体的合法权利。既然代议民主有问题，那么就需要一种机制来弥补这种缺陷，可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机制和程序来有效的监督和加强代议民主的运作，从而疏通政治变革渠道和纠正对少数群体的歧视呢？伊利认为司法审查可以做到，通过参与导向（participation－oriented）来强化代议制（representation－reinforcing）。对于为什么联邦最高法院有这种能力来强化代议制，伊利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是美国宪法的特征——通过政治程序而非宪法文本来调节实体价值，二是法官作为程序专家和政治局外人更有资格行使违宪审查权。这样就从程序参与和程序专家的角度为司法审查提供了正当性的基础。伊利很高明地把目光从司法审查的实体争论转移到了规范立法机构程序的问题上来，想为司法审查正当性开辟第三条道路，用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来取代解释主义和非解释主义两种司法审查的宪法理论和方法。
我们不仅要问伊利的理论是否就能解决问题呢？代议制民主存在缺陷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并且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需要对国会立法进行违宪审查，这一点理论上无可争议。但问题是为什么由联邦最高法院来行使这一重要的权力。笔者认为以伊利的程序理论来解释美国的司法审查的正当性存在可疑的地方。
1、伊利认为司法审查是一种程序参与而非宪法文本调节的实体价值，从而回避说不清、道不白的实体价值问题。可是价值问题能通过程序参与而回避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司法审查是回避不了实体价值问题的，对于什么是少数，什么是多数，什么是正当利益，什么是不正当利益，法院必须作出回答和给出理由，因为违宪审查案件不同于一般的案件，它关系到国会立法是否有司法效力的问题，而司法效力也可以讲是立法的有效性，另外，法院想回避对宪法文本的解释，可是为了是自己的判决得到合法性，就必须引用和解释宪法文本，还是回避不了对文本的解释，否则的话法院就会成为法律虚无主义者。“因为并不存在‘纯粹的过程’，一个人在判断一条法规和规章是否与宪法原则一致时，总是会关注其内容。”[4]（P96）
2、伊利认为联邦最高法院能够对国会立法行使违宪审查权的重要依据是最高法院的法官都是程序专家和政治局外人。法官是程序专家也可以说法官是司法专家，因为司法是由程序和实体两部分组成，可是最高法院的法官一定是司法专家吗？不是，因为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是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产生的，而总统的提名权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所以它所选择的上诉法官人选可是有司法工作经验的人，也可以是无类似司法工作经验的人。参议院在确认提名时，可以考虑工作经验的有无，在这方面，参议院是有自由裁量权的。举例来说，鲍威尔大法官（Lewis F.Powell）在1970－1980年代一直任职于美国最高法院，他在尼克松总统任命他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前就从未担任过任何司法部门的职位。而且，政党政治日益入侵司法，从表象上看，司法领域是一方净土，但实际上由于司法外的政治因素的影响和违宪审查本身的政治敏感性，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施展手段企图影响司法违宪审查，从而影响到违宪审查的公正性，尤其是在法官的任命上，总统一般会任命有相同政治理念的人当法官，加之法官的知识、教育、种族、地位等因素的影响，使法官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带有某种政治倾向。
笔者认为，在美国对国会立法的违宪审查权之所以交给最高法院，并非是一个联邦最高法院从程序上参与立法的问题，因为联邦法院的大法官都不是完人，他们的集体智慧没有办法和国会与总统的集体智慧相比较谁是谁非，国会议员相比较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而言在人数上是占绝对优势的，并且国会的组成人员都是循环流动的，容易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美国参议员共100名，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1/3。众议员按各州的人口比例分配名额选出，共435名，任期两年，期满全部改选，一部法律的通过不但要参众两院2/3多数通过，而且还要经过总统批准，而联邦最高法院由首席大法官和8名大法官组成，终身任职，比较稳定，根据人们的一般经验来看，多数人之治优于少数人之治，这也是民主的精神所在，“由多数人执政胜过少数最优秀的人执政，这虽说也有一些疑问，但还是真实可取的”。[5]所以，伊利把司法审查说成是法官程序性地参与立法，是不妥当的，因为参与的方式是对国会立法是否违宪作出裁判，这种参与方式是以取代国会为代价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对司法审查正当性的讨论仍没有停止的迹象。基于对美国选举和政党制度的研究，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查理德·皮德斯深入探讨了民主失灵的问题，并将它发展成为一个崭新的宪法课题：从司法上对民主政治进行宪法化。他认为，在美国的选举中，执政党可能会利用其暂时掌握的立法权力来修改选举法规则、滥划选区，以保证自己再次当选的机会最大化，宪法对此必须发挥制约作用，反映在制度设计上，就必须有一个中间机构负责监督民主政治的过程，确保民主政治的竞争性，防止掌权者利用既有资源削弱民主竞争价值，这个机构就是最高法院。（注：理查德·皮德斯：《民主政治的宪法化》，载《哈佛大学法律评论·宪法学精粹》，张千帆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皮德斯的研究，想说明法院对民主进程监督和矫正的必要性，但是他的理论似乎也预设了一个前提，就是法官有能力使得民主进程更为正确，更能符合宪法的要求，其实他又回到了伊利的程序民主路径上。与他的研究相比，一位年轻的法律评论家罗森的研究则更进了一步，他认为，就实质而言，最高法院非但没有反民主，而且，在三权分立的架构中，不仅是“最少危险的机构”，也是“最民主”的机!罗森突破了“宪政民主”（constitutionaldemocracy）这个基本的论述范式，代之以“民主宪政”（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ism）新范式，寻求解释民主与司法审查紧张关系的新思路。他认为，在美国的全部历史中，法官能够在实践中维持其民主正当性，就是他们的做法遵从了国家整体的宪法观。正是出于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他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观点：民主宪政。（注：参见Jeffrey Rosen，The Most Democratic Branch：How the Court Serve America，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罗森是著名的《新共和》杂志法律专栏的编辑。）在不少学者看来，民主宪政的确是分析司法审查正当性的有益工具，但很难说是一种指导司法审查的有效宪法理论。法官在不得不做出重大宪法裁决时，要找出并遵循能够反映国家整体的宪法观，进而实现民主宪政，实在勉为其难。在这里，就算宪法观用的是复数，法官依然不能确定，在美国这个多元社会中，在价值重叠冲突中，如何能够辨认出人民整体的宪法观。可惜的是，罗森对于为什么美国这样一个理性多元、价值多元的社会中会形成民主基础上的宪政，未给予清晰有力地论述。笔者试图在此基础上对司法审查正当性的理论研究进行推进。
三、司法审查是动态的大民主制度化（注：文章之所以用了“动态”一词，就是为了区分大众民主与代议民主，代议民主的运作往往给我们非常稳定化、制度化的静态感觉，而大众民众在现代民主社会往往还是通过民意表达的方式展现的，呈现的状态往往让我们感觉是多元化、纷争化的，不易把握。）
笔者认为司法审查机制的确立，是来解决代议制民主和大众之间无法沟通的矛盾，在二者之间建立一个沟通的桥梁，使代议制民主与参与民主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民主主义的核心思想便是变化和进步，它立足于动态的视角。”[4]（P91）通过个案使得对立法的讨论更具有开放性，吸引民众对立法的注意，“最高法院在裁决立法的有效性方面的工作吸引了大部分公众的注意力。”[6]为民众提供一个公开的讲坛，以宪法为根据公开讨论国会立法的正当性，“法庭作为公共理性之最高范例的作用还有第三个方面：既在公共论坛上赋予公共理性以生动性和有效性”，[7]（P251）让立法机构关注更多的民意，造成一种动态的民主环境，使得政府权力过度积累的自发倾向，经常受到民主过程的校正，其目的是加强民主的动态性，说到底，司法审查是大民主的动态的制度化，是一种动态的民主参与机制，是对民主精神的一种维护，是代议制民主向民众的一种扩展，是对代议制民主缺陷的一种弥补。一个违宪审查的案件通过开放式的争论，使得辩论更加深入，法院的最终裁决一般是以民意为基础的。“在具有司法审查的立宪政体中，公共理性乃是其最高的理性。”，[7]（P244）“公共理性是法庭履行的唯一理性。”[7]（P249）如果最高法院没有认真考察和尊重民意而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这个时候还得靠民主来解决，主要靠舆论和立宪，如果全国舆论都认为它的一个判决是错误的，这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神圣的最高裁判机构，促使它反思，从而主动纠正自己的决定。如果法官们顽固不化，制定宪法修正案就成为牵制最高法院的有利武器，这实际上通过立法，把问题提交给人民来决断：如果没有人再到最高法院对立法的合宪性提出质疑，这就说明人民接受了它，否则，有人又提出告诉，法院就又获得了出手的机会。司法违宪审查是循环地诉诸民意解决政治纠纷的方法。所以，认为司法审查反民主，这是不恰当的，“通过运用公共理性，法庭将使法律免受短暂的大多数立法的腐蚀，或者更有可能遭受的组织化的和占据优势地位的狭隘利益的腐蚀，这种狭隘的利益善于投机取巧。假如法庭能发挥这种作用并有效运作，那么说它直截了当地反民主是不对的”。[7]（P248）司法审查也不能被简单的认为是宪政与民主对立紧张的表现，从根本上说，司法审查运用动态的民主参与机制弥补了宪政自身的缺陷，而是维护民主宪政的。“显而易见，在一个对普通民众的优良品德大加颂扬的时代，立宪主义也只有在对民主原则加以认同的前提下，才能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通过保护民主政治不被颠覆，立宪政治给自己找到了一项新的使命。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立宪主义不得不吸收民主因素以求生存；同时，民主主义也需要宪政的保护??妥协达成，性命暂保。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民主与宪政在概念上的融合，两者仅结成了同盟而已。”[4]（P91）
有人会说美国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实际上是美国的最高决策者，因为美国总统或国会决定的事情，最终能否实施，还要看有没有人到法院提出异议，看最高法院如何说，如果最高法院宣布或者总统的行为违宪，除了修改宪法，那就没有办法可以挽回，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国真正有最终决定权的是由9名大法官组成的这个最高级别的委员会，美国这个民主国家变成了9个大法官的人治。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把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说成司法专政很不妥当。（1）从法院的实力上看，走不向专制。在司法、立法、行政三权中，法院有天生的不足和劣势，自己没有军队，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根据政治常识，专制集权的形成需要对暴利资源和财政税收形成垄断。因此，法院不敢造次，不敢放任，这就告诉法院，自己没有退路，只能靠司法公正赢得民心，赢得自己的合法性，否则可能自身难保，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法院的判决到了国会或总统那里就会有不被执行的危险。“宪法并不是法庭所说的那样。相反，它是人民通过其他机构持续不断地努力行动并最终允许法庭所表达地那个样子。”[7]（P252）（2）法官是值得民众信任的，不会与代议民主形成共谋。任职终身（只要表现良好）和不得减薪这两种办法保证了法官的独立，能够自由行事，我们说美国的法官一般都是两大政党的忠实成员，法官职位是对他们服务于本党的报偿，可是一旦当上法官，他也具有了作为法官阶层所具有的特殊利益，高额的薪水，神圣的职业感，高昂的独立意识，崇高的荣誉感等等，这些利益与其自身的政党利益相比，谁重谁轻，法官心里自然清楚，所以在审判时候尽量中立，有人会说，由于国会对法官有弹劾权，法官会不会与代议群体中的某些政治集团形成共谋呢？实际上这种可能性也很小，按程序如果发现法官渎职，众议院既可弹劾该法官，而如果通过审判证实该指控成立，参议院即可将该法官罢免，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成员是处于流动之中的，而美国的政治是政党竞争政治，在国会内部有相互对立的政治集团。在整个美国历史上被弹劾的联邦法官只有12名。（3）司法运用的时候非常谨慎。在遇到违宪审查的案件时，最高法院也都是非常谨慎地行使违宪审查权，既不回避问题，也不过于积极主动；既不渎职，也不越权，恰如其分地行使违宪审查权，尽可能不与民意机关发生冲突，不否决民意机关的决定，只有在违宪事实很清晰，民众有基本共识的情况下，才否决民意机关的决定。当民众的意见分歧很大，没有形成优势多数的舆论共识之时，尽量不行使违宪审查权，努力把违宪审查权的运用局限在适度的范围内。与受到利益集团控制的国会相比，最高法院要超然得多。据美国法律评论家罗森的统计，在1980－1990年代，最高法院所作出的宪法裁决，比国会民主、共和两党更准确地代表了美国大多数人的意愿。在2005年的一项盖洛普民调查中，相信或很相信国会的占到了受访者的22%，相信或很相信最高法院却超过了40%。经济问题上，最高法院略偏保守的裁决；在社会文化事务上，最高法院略偏自由的裁决，都与主流相符，在美国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最高法院的绝大多数的重要宪法判决都是遵循而非挑战民意，因此受到民众的欢迎，认为最高法院一向是在抵制多数暴政、保护少数的权力，实乃“浪漫的神话”。[8]
有人会说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权的运用在美国历史上造成过政治灾难，引发了国家大乱，阻碍过美国的历史进程，对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也要一分为二的来看，举罗斯福新政这个例子来说，新政时期，他的立法计划不断受到最高法院的阻挠，极力反对一些立法，尤其是社会保障和劳动立法，今天很多人都认为最高法院多数法官的做法过于保守，没有能够适应美国的历史发展，不过我们如果能够作历史的分析，站在法官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就会认为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社会，有很强的自由主义文化传统，反对国家干预主义，当时美国普通民众的头脑里面是坚信自由市场制度的，因为在新政之前，国家的社会角色就是“守夜人”，自由竞争，私权神圣在美国人看来是真理性的信条，所以最高法院在审判的时候不得不考虑当时的民意，罗斯福为了推行新政而进行的司法改革也被埋葬在一片声讨之中，并很快销声匿迹了。大众的价值观并不完全出于科学意义上的理性，它只是人类本性中所呈现出来的思想的相似性，但这种相识性在政治上却是合理的，因为它能使不同的人和谐地在一起生活，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
也许有人会认为笔者是从民意的角度来论证司法审查的正当性，而民意是不稳定和不持久的，不错，司法的最终正当性确实在于民意。民意是具有不稳定和不持久的一面，尤其是在美国这样的多元社会中，价值冲突比较常见，法院在不得不做出重大宪法裁决时，能否找出并遵循反映大多人意见的民意是个问题，其实在民主多元的社会中民意并不都是情绪化的和不持久的，还是存在着国家整体宪法观也就是宪法共识意义上的“重叠共识”，“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nsus）是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也是其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的支柱性理念之一。正是通过这一新概念的解释，罗尔斯找到了合理解释现代民主社会中文化价值的理性多元与社会秩序的稳定统一之间矛盾的新途径，“重叠共识”是现代民主社会确保其统一性和稳定性的基本前提，宪法共识便是达成“重叠共识”一个阶段，[7]（P168）宪法共识属于对社会基本价值的共识，不同于对日常生活问题的一致看法和心理认同，它是一种对最基本的社会政治理念的认同，比如说为大多数人尊重的公民平等的基本权利、自由，诸如选举的权利、参加政治的自由、思想自由和结社自由等等。宪法共识是如何获得的，他认为是通过公共理性获取的，[7]（P172－174）公共理性推动宪法共识向更高的共识阶段发展，（注：司法最低限度主义认为，最高法院必须坚决维护已经形成共识的宪法价值观，但最低限度主义在对待宪法共识这个问题上显得保守了，其实人们的宪法共识也是与时俱进的，司法最低限度主义的问题就在于把宪法原则看得过于客观中立了。参见凯斯·桑斯坦：《就事论事——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最低限度主义》，泮江伟、周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公共理性是民主社会的公民理性地、公开地检省宪法根本的基本方式，没有公共理性，宪制民主社会秩序就难以长久稳定，在美国这样一个理性多元的民主社会里正式因为有了公共理性才达成了宪法共识，美国的民主多元社会才在相当长时间里实现了稳定，但在美国历史上，社会秩序出现了紊乱，公共理性陷入危机的情况下，“重叠共识”就很难达成，人们的怀疑和争论就会恶化为有关宪法问题的深刻分裂和冲突，美国南北战争和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就是类似情形的历史显证。[7]（P262－266）罗尔斯强调，在宪制政府中，不能将终极权力交给最高法院，最高权利在民。[7]（P246）最高法庭可视为公共理性的范例，使公共理性在公共论坛上得到生动体现并充满活力，可见，罗尔斯把最高法庭看成了一个展现公共理性的公共论坛。耶鲁大学的宪法学家布鲁斯·阿克曼关于宪法解释于司法审查制度的思考深受历史学的影响，他从“人民”的视角考察了最高法院在美国宪法解释进程中的历史作用，认为人民而不是法官在决定宪法实体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注：参见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宪法的根基》，孙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我们人民：宪法变革的原动力》，孙文恺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
四、结语
司法审查的最终正当性在于民主，而这里的民主是民意统治意义上的大众民主，并不是代议民主或者说是精英民主，提起民意，我们往往认为民意是不稳定的和不持久的，但我们在这样的话语下，却很容易忽视民意当中那些稳定的共识成分，在一个理性多元的民主社会中，正是有了这些“重叠共识”的成分，才使得民主社会的价值多元与秩序稳定的矛盾得以解决，“尽管民意不易把握，但从18世纪以来，它在政治和国家理论文献中却被视为国家生活的一个特殊要素”，[9]民意很难通过量化手段加以确定，但在广泛和充分的讨论中，多数与少数，主流与非主流，主导型与非主导性仍然在很多时候是可以识别的。民意是司法审查正当性的基础，司法应当回应，而且必须有效回应，司法审查就是一种有效回应的制度和程序，这个制度使得最高法庭成为公共理性得到生动展现的公共论坛。从民主的角度谈论司法审查的正当性，我们在概念上注意区分民主所指代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不注意定位所使用的民主含义，就容易把司法审查与民主的关系弄得含糊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