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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婚姻案例分析
（周倍良，清华大学法学院）

案情：
自诉人，袁红，女43岁，北京市某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被告人，张志国，男，42岁，现为旅日华侨，在日本横滨某电器工程公司工作
1984年，原告和被告相识并相爱。1987年，原告和被告同居，时年原告25岁，被告24岁。1990年10月，被告准备出国，因为怕被拒签，所以与原告仅仅办理了世俗的婚姻仪式，而没有办理法律的结婚登记。1992年8月，被告回国探亲，双方仍然保持同居关系，一个月后被告再次出国日本人那继续学业。1992年10月，原告欲想到日本探亲，遂开始比较频繁地与被告电话联系。一次偶然中，发现接听电话的人是女性，并声称是被告的妻子并且已经怀孕，原告大吃一惊，遂通过中国外交部驻日本大使馆查询，获悉被告确实与一沈姓中国女公民于1992年2月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登记结婚。1993年11月，原告向自己住所地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求确认被告构成重婚，并要求撤销被告与沈姓中国女公民的非法婚姻关系。


一、在本案中的自诉人和被告人是否构成事实婚姻关系？
事实婚姻通常指没有配偶的男女，未经结婚登记，但是公开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或举行过世俗结婚仪式，被当地群众公认为已经形成夫妻关系的一种共同生活状态和行为所构成的共同生活关系。由此，我们认为事实婚姻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事实婚姻的男女双方均无配偶，有配偶则构成事实重婚；（二）事实婚姻的男女双方都具有终身共同生活的目的；（三）事实婚姻的男女双方对外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具备公开的夫妻身份，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四）事实婚姻违反了婚姻法和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未履行结婚登记手续。有的学者还将事实婚姻归纳为如下六个特征：1、主观目的性。即当事人双方主观上具有创设夫妻法律关系、永久共同生活之意愿，且双方意思表示一致 。2、客观现实性。即当事人双方有共同的婚姻居所，且有共同的性生活、经济生活与物质生活，或者可能有共同的子女。3、关系公示性。即当事人双方对外宣称其为夫妻，且不特定多数人也公认其为夫妻关系。4、实质符合性。即双方符合法定结婚实质要件。5、形式欠缺性。即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6、时间限定性。即前述五个特征必须在1994年2月1日之前就全部具备了。 虽然这种观点还有值得商榷地方， 但还是比较全面、形象的概括出了事实婚姻的特征。在这里我们还需要将事实婚姻与合法婚姻和非法同居进行区别比较，以期对其进行更好的理解。合法婚姻的成立应具备结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即男女双方完全自愿、达到法定婚龄且没有法律规定的结婚禁止性条件；同时完成婚姻成立的程序和法定手续，才为合法的婚姻关系，而取得法律效力、得到的社会承认。而对于事实婚姻，一般认为只具有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而缺少合法的程序和法定手续，即形式要件。非法同居是指当事人双方秘密地或公开地以通奸、姘居或同居为形式而结合的违法两性关系。在时间上一般表现为短暂、临时的特点。除了事实婚姻之外，其他未办理结婚登记而同居的男女关系，均为非法同居。
具体到本案中，自诉人袁红和被告人张志国是否构成事实婚姻关系，我们需要弄清如下几方面的问题：1、主观一致性，即男女双方在主观上是否均以终身共同生活为目的；2、双方关系的公示性，即有没有公开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或举行过世俗结婚仪式；3、实质符合性，即双方是否符合法定结婚的实质要件；4、时间特定性、即他们婚姻是否在法律承认的时期内存在，具体到本案，则要考查诉讼发生的时间。只有同时具备了上述四项要求后，方能认为自诉人和被告双方事实婚姻关系成立。在本案中，自诉人和被告人两人同居时，袁红25岁，张志国24岁，且双方均为未婚，因此他们的同居应视为符合法定结婚的实质要件。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原被告两人于1984年相识并相爱，1987年遂同居在一起，1990年，被告因为出国怕被拒，双方才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法定的婚姻登记程序，而仅仅办理了世俗的婚姻仪式。1992年，被告张志国回国探亲，双方仍旧保持此种同居关系。直至1993年11月，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从时间跨度上看，双方从相识相爱到关系最终破裂历时9年有余，在此漫长岁月中，双方显然是抱着一种终身共同生活的目的。否则，他们早就莺飞雁散，而不会延续这样一段马拉松式的两性关系。关于双方主观上共同长久生活的一致性我们还可以从1990年10月，男方张志国准备出国深造，因害怕存在婚姻关系而被拒签，双方办理世俗的婚姻仪式以予代替的事实得到证明。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原被告在从1984年至1993年长达9年的时间里，一直相濡以沫，共同生活 ，并且希望维持长久，还为此举办了世俗结婚仪式，得到了群众认可，虽然在其后由于男方的原因此种关系未能继续，但时至1993年11月原告袁红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实婚姻关系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
二、在本案中，被告人与第三人的婚姻关系能够成立？
本案中，被告人与第三人的婚姻关系能否成立的问题，我们认为实质上就是怎样处理事实婚姻与法律婚姻的矛盾的问题。当然，具体到我国的实际情况，这里还要牵涉到不同时期婚姻制度的规定。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1950年、1980年的《婚姻法》对事实婚姻均未作明确规定，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也未作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多次司法解释，曾经长时间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姻，直到1994年才完全不承认事实婚姻的民事效力，将其视为非法同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历次司法解释，对事实婚姻的保护，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有条件的承认阶段：1949年-1986年 。
A．对于事实婚的行为，首先认定其性质是违法的，必须给予批评教育，令其补办结婚的法定手续。
B．对未达婚龄或不符合法定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由婚姻机关出面令其解除同居关系。
C．对事实婚中的女方怀孕或生有子女的事实婚，应在处理时考虑保护妇女、儿童的利益。
D．对事实婚在前，一方后又与他人法定登记结婚的，在处理时要考虑保护事实婚中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对事实婚引发的离婚案件，一般应按正常的离婚案件处理。
2．逐步不承认阶段：1986年——1994年。
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颁布至1994年2月1日，即新《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在此期间，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如同居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如同居时一方或双方不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应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
3．完全不承认阶段：
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记管理条件》施行之后。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
4．相对承认阶段：
2001年12月26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二）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
总之，我国对事实婚姻的法律保护，就是循着承认主义-相对承认主义-不承认主义这一过程。
具体到本案来讲，我们认为需要对如下事实进行分析后，才能确定第三人沈某与被告张志国的婚姻关系是否成立。
1、 第三人沈某与被告张志国的婚姻关系为何等性质，是合法婚姻、事实婚姻还是非法同居；
2、 原告袁红和被告张志国的婚姻关系与第三人沈某和张志国的关系哪一个发生在前；
3、 我国法律对事实婚姻与合法婚姻发生冲突时，相关规定是怎样规定的，也即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怎样认定；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被告张志国和第三人沈某之间关系的性质。在本案中，1992年2月，被告张志国与沈某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登记结婚。对于他们此种登记结婚行为的认定，我们可以参照1984年7月19日民政部、教育部、外交部发布《民政部、教育部、外交部关于出国留学生办理婚姻登记的暂行规定》：当事人双方均为出国留学生要求在国外登记结婚的，如其出生年月、婚姻状况有档案可资证明，可以到我驻外使、领馆办理结婚登记。根据这条规定，张志国和沈某在我国驻日本大使馆登记结婚的行为应认定为合法婚姻。我们在前面已经认定自诉人袁红和被告人张志国构成事实婚姻关系。对比两者的时间，我们可以发现，自诉人袁红和被告的事实婚姻在被告和第三人沈某的登记结婚行为之前。具体到本案的发生时间为1993年11月，根据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规定，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如同居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对事实婚姻的保护，承认其合法性，其效力等同与合法登记的婚姻。
所以，根据两者发生时间的先后，我们认为对于袁红与张志国的事实婚姻关系应予以保护，张某在存在事实婚姻的情况下又与第三人结婚，构成重婚罪，因而认定其与沈某的婚姻关系无效。
三、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本案？
根据上面的分析，在本案中，人民法院可以根据1986年3月15日实施的《婚姻登记办法》，首先确认原告袁红和被告张志国构成事实婚姻。然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重婚罪的规定，宣布被告张志国在明知自己有配偶的情况下，还与第三人沈某结婚，其行为构成重婚罪。同时，宣告被告张志国与第三人沈某的婚姻关系无效。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条例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1993年7月23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93年7月25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组织
第三章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的权利
第四章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的义务
第五章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活动的保障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明确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的法律地位，保障工会依法独立自主地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维护职工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根据宪法和工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第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职工有权依照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的规定，参加和组织工会，依法开展工会活动。
第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是中国工会的基层组织，是本企业职工利益的代表。
第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具备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条件的，依法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工会主席为法定代表人。
第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应当尊重企业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支持企业搞好生产和经营管理。
第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尊重工会的合法权益，支持工会依法开展活动。

第二章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组织
第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建立工会。
外商投资企业开业、投产后未建立工会的，上级工会有权派员到该企业宣传工会法等法律、法规，指导职工组建工会。
第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建立工会组织应当经上一级工会批准。
第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会员人数在25人以上的，设立工会委员会；会员人数不足25人的，由会员选举产生组织员1人，组织工会会员开展活动。
工会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由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外商投资企业女职工人数在25人以上的，可以设女职工委员会。
第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职工人数较多的，企业工会经与企业协商，可以设专职工会工作人员。
第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职工，承认中国工会章程，自愿申请加入工会的，经本企业工会或工会筹备组批准，可以成为工会会员。

第三章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的权利
第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依法维护职工的民主权利和物质利益，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与企业应当建立协商制度，协调职工和企业关系，增进相互了解和合作。
第十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对企业执行国家和本省有关工资、福利、劳动管理、劳动保护、劳动保险、安全生产、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企业违反法律、法规，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工会有权督促企业予以纠正，或要求有关主管部门予以处理。
第十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有权代表职工同本企业签订集体劳动合同，或指导帮助职工与企业签订个人劳动合同，并监督合同的履行。
第十六条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研究决定企业的发展规划、生产经营活动等重大事项时，工会的代表有权列席会议，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研究决定有关工资、福利、职工奖惩、职工培训、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时，工会的代表有权列席会议，企业应当听取工会的意见，取得工会合作。
外资企业的工会有权对有关职工的工资、福利、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等事项提出建议，同企业协商处理。
第十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对企业执行国家工时制度和休假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企业确因生产需要加班的，职工的加班费按有关规定执行。职工因健康原因或其他正当理由不能加班的，企业不得强制。企业违反工时制度和休假制度的，或要求职工连续加班损害职工健康的，工会有
权提出意见，商定解决办法，或要求当地劳动部门予以处理。
第十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辞退、处分职工，在作出决定前，应当通知工会。工会认为不适当的，有权提出意见，企业应当充分听取和考虑工会的意见。
第十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依法督促企业加强劳动保护，保障职工在生产劳动中的安全和健康，并参与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的调查处理。
第二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有权对企业用于职工福利的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并协助企业办好职工集体福利事业。


第四章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的义务
第二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应当协助企业教育职工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增强改革开放意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企业规章制度，履行劳动合同，努力完成企业的生产和工作任务。
第二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应当支持企业搞好生产和经营管理，促进企业的发展。企业发生职工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会同企业或有关部门，协商解决职工提出的可以解决的合理的要求，协助企业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
第二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应当协助企业开展合理化建议和技术革新活动，组织职工参加培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职工的素质，促进企业提高经济效益。
第二十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应当组织中方职工和外方人员开展联谊活动，增进相互了解，合作共事。
第二十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应当组织职工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娱、体育活动，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

第五章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活动的保障
第二十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为工会的办公和活动提供必要的场所和设施。
第二十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按每月全部职工实际工资总额的2％向工会拨交工会经费。未按规定拨交或逾期拨交工会经费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应当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和省总工会有关规定执行，并接受上级工会的指导和监督。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应当根据工会经费独立的原则，建立预算、决算和经费审查监督制度。
第二十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专职工会主席、副主席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参照省总工会的规定，由企业工会和企业协商确定。
第二十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开展活动，一般不占用生产时间，需要占用生产时间的，应当事先取得企业方面同意。不脱离生产的工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和组织员因工会工作需要占用生产时间的，应当事先征求企业的意见，企业应当支持，每人每月占用生产时间在两个工作日以内
的，其工资、奖金及各种补贴由企业照发。
第三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主席、副主席任期未满的，不得随意调动其工作岗位。确需调动的，应当征得本级工会委员会和上一级工会的同意。外商投资企业辞退担任工会主席、副主席职务的职工，应当征得上一级工会同意。
专职工会工作人员不再担任工会职务时，企业应当恢复其原工作或根据实际情况另行安排适当工作。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台湾、香港、澳门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以及华侨在本省投资兴办的企业比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3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