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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转让限制法律问题研究
　　　　　　　　　　　　　　　　　——以《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立法宗旨为中心

　　　　　　　　　　　　　□丛彦国（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天津，301811）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权转让的限制制度，其立法宗旨是为了保障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但是该条款在法律适用中却存在诸多问题，为了更好地保障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但需要解决该条款在法律适用中的问题而且还需要一系列配套制度的完善。
关键词：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限制；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D91；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Research on the Legal Problems of the Restriction on the Transfer of Shares
——Centered on the purpose of the paragraph 2 of Aticle 124 of The Compan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g Yanguo
（Pearl River College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Tianjin，301811）

Abstract:：The system of restriction on the directors and senior managaers transfer of shares of joint stock limited company has been provided by paragraph 2 of Aticle 16 of The Compan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nd the purpose of it was to protect the company shareholders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especially the minor Shareholders. But there are lots of problems related to application of this provision. In order to better safeguard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inor shareholders, it is need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application of this provision and perfect a series of matching system.
Key words：Joint Stock Limited Company；Transfer of Shares；Restriction；Corporate Governance

引言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05年10月27日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至今已经施行多年，该法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限制制度，特别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股份进行了相对严格的限制性规定，而该规定也引发了诸多法律问题。
一、《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
根据该条款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的限制包括以下内容：（一）股权申报义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及变动情况，不得隐瞒。这是对其转让进行监督的前提和基础。（二）转让比例的限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这次修订公司法，改变了修订前的公司法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其任职期间一律不得转让的限制性规定，允许上述人员在任职期间转让本公司股份，只是在转让股份的数量上进行一定的限制，放宽了对上述人员财产处分权利的过分限制。（三）转让时间的限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1年内不得转让；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从公司离职之日起半年内不得转让。（四）公司章程的限制：在上述限制以外，公司章程可以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这应当理解为可以作出更为严格的限制性规定。
二、《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之立法宗旨
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的限制，主要基于两个理由：（一）利益捆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特殊义务，应加强其与公司之间的联系，将公司的利益与其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以促使其尽职尽责地履行职务。（二）防止内幕交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负责公司的运营，掌握着大量的公司信息，如果允许其随意转让本公司股份，可能会出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所掌握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损害公司利益以及股东利益的情况。[1]
因此，该条款的立法本意应当是通过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股份的限制来控制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权力，从而达到保护公司利益的目的，而保护公司利益当然要保障公司投资人即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法律适用之困境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的立法本意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实践中违反该规定转让股份的情况大量存在，而且违法转让的行为一般不必强制性披露，有的即便披露，也已经满足法律规定的时限要求，无法再追究其责任。[2]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违法行为的可能性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一般性地规定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忠诚和勤勉义务，第一百四十九条则明确列举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对公司忠诚义务的七种情形，但是这七种情形并不包括《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情形，因此只能将该情形勉强地列为《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所规定的第八种情形，即“违反对公司忠诚义务的其他行为”。在法律责任方面，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对公司忠诚义务时公司的归入权，但是当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非法转让股份时，其自身必定具有股东资格，而公司的利益和股东的利益特别是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的利益是密不可分的。尽管《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当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非法转让股份时，其行为很难判断其是否属于“执行公司职务”。因此，由于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上述股权转让限制性规定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所以违反该规定的行为屡见不鲜。
（二）规避法律的可能性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若想脱离《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之限制性规定，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来持有该公司的股份并且进行转让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虽然《公司法》第二十一条不但规定了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而且还规定了如果违反该规定并且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何证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利用了关联关系、是否损害了公司利益、是否给公司造成了损失及造成损失的程度仍然是一个难题。因此，当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上述手段来规避法律的同时自然人股东却要受到《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之限制，这显然对自然人股东是不公平的。另外，这种规避法律可能性的存在又会进一步导致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非法转让股份和利用关联关系谋取私利。
（三）公司治理结构的异化
公司治理的目的在于保证公司管理层忠于职守，从公司的最大利益出发行事，就管理层的行为对公司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负责。[3]但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异化导致董事会和管理层权力日益膨胀，“在董事会中心主义的模式下，股东对公司的实际控制能力不断削弱，公司的控制权大多转移到公司管理人员手中，公司出现了所有与控制相分离的趋势，公司的独立人格更为凸显。在所有与控制相分离的情形下，公司所有者与管理者、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在权力分配和制衡博弈中的冲突日渐增加，程度日益加重。因此，如果保证公司董事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不滥用权力，尽职尽责地为公司和股东工作，就成为各国公司立法必须着力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不但是法律制度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也是当前我国所面临的现实难题。[4]
公司治理结构的异化在我国股份有限公司中集中表现在股权结构不合理、董事会结构不合理和监事会缺乏独立性，特别在上市公司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必然导致在董事会、管理层的利益与公司投资人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相冲突时公司的董事会和管理层往往会占据优势地位，这种局面违背了公司治理目的之所在。以我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的结构为例，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任董事由公司的发起人、认股人选举产生，而后的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在实践中控股股东往往推荐代表其利益的候选人甚至其本人来参加董事的选举，因此控股股东可以很容易地驾控董事会，甚至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成员本身就是控股股东。又以我国上市公司为例，因为大多数上市公司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或由国家或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投资设立，所以上市公司一般是由国家股 占有控股优势。国家股占有控股优势，这必然会导致代表国家的董事在董事会中占有优势地位，而代表社会公众股的非国家股虽然股东人数众多但却处于表决权上的劣势，中小股东在股东大会中的发言权决定了其对董事会的影响力。
另外，《公司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经理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解聘，所以董事会可以通过聘任更有利于实现其自身利益的经理来达到进一步控制公司的目的，董事会可以决定由董事会成员即董事兼任公司经理[5]，特别是有些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是由该公司的董事长来兼任的。
总之，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权力的膨胀不仅损害了公司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而且还损害了公司的利益，最终也会损害公司大股东的长远利益，这使公司治理的目的难以实现。
四、《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配套制度之完善
如前所述，为控制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权力，保护公司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真正实现《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之立法宗旨，除了明确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律责任和有效防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关联关系规避法律以外，还需要在以下两大方面完善相关制度、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一）加强对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控制
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董事会作为公司的业务执行与代表机关，是必设性与常设性机关。[6]因此，在坚持公司董事会、管理层职能的同时如何建立有效的董事会、管理层的权力约束机制才是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的关键。
1．在股权结构方面
应当积极改善不合理的股权结构，改变我国股份有限公司目前“一股独大”的局面，为此，其一要积极推进股东结构的合理化，实行分散的股东结构，减少国家股的持有比例，限制家族性股东的持股比例，努力培育公司内部制衡机制的形成；其二要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其三要继续发展和监督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制度，让经营者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结合起来，强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从而建立健康、科学、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机制。[7]
2．在董事会制度方面
股份有限公司在严格遵守现行法律制度的同时，还应当依法制定科学、公正的公司章程。公司应当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实行公司内部的管理活动及对外经营活动，在公司的对内对外活动中，公司的股东、董事、经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确定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8]因此，在完善董事会制度方面，要以现行法律制度和科学而公正的公司章程为准则，重点进行几下几个方面的改革：其一要在股东大会选举董事和董事会聘任经理的过程中避免董事成员产生的随意性、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和董事会成员与经理层高度重合的现象，真正建立和完善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其二要优化董事会的结构和功能，提高董事的经营管理水平和业务素质，坚持独立董事制度，同时强化董事会的决策支持系统，要确保董事会集体决策，防止内部合谋行为，杜绝董事会会议的形式主义；其三要建立和完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信息披露制度，以确保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更加透明。[9]
3．在监事会制度方面
虽然监事会属于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督机关，但是在我国并未有效发挥其功能，监事会虚化现象严重，究其原因，主要是制度设计存在缺陷。[10]为完善监事会的监管职能，其一要在法律制度方面加大监事会不履行职责特别是针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当行为时的不作为时所应承担的责任，而且有必要建立监事的连带责任制度，另外，应当对积极履行监事会职责的监事给予适当奖励，以加强其监督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其二要加强职工监事的监督作用，因职工监事不但具有监督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而且职工监事还熟悉公司的经营业务；其三要加强监事会的专业性，监事会成员应当具有一定的财务、法律和其他专业技术方面的知识，而目前我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成员因制度方面的原因致使其缺少相关的业务知识，这使监事会很难行使相应的职权。[11]
（二）保障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虽然《公司法》不但规定了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累积投票、股东知情权、利害关系股东表决权的限制排除、股东直接诉讼、股东派生诉讼的相关制度，而且还从扩大公司信息公开内容、赋予股东自行召集权和提案权、公司僵局股东解散请求权、强化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等方面人手，全方位多途径的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但是，《公司法》仍然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以更好地保障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1．在股东知情权方面
浅论商标与商号的权利冲突及解决方案

[内容提要]：近年来，商标与商号权利冲突的案件屡屡发生，而目前我国关于处理此类纠纷案件的规定多散见于各部门法律法规中，且不够细致。行政执法及司法部门对同类案件处理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就目前的立法状况来看，亦不能有效地预防及减少该类案件的发生。本文试就商标与商号权利冲突的表现形式及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预防和解决此类冲突案件的方案：预防措施在于建立统一的名称检索系统和商标与商号交叉检索系统；解决现已发生的权利冲突案件，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或同时适用保护在先权利原则与知名度比较原则，并进一步明确侵权商标或商号的处理方式。

商标与商号原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受不同法律的调整。但是，近年来，由于多种原因，商标与商号权利冲突的案件屡屡发生，而目前我国尚无比较完整、系统的法律法规对此进行调整，关于处理此类纠纷案件的规定多散见于各部门法律法规中，且不够细致。行政执法及司法部门对同类案件处理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就目前的立法状况来看，亦不能有效地预防或减少该类案件的发生。本文试就商标与商号权利冲突的表现形式及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解决此类冲突案件的方案，以期对此类纠纷的预防及处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商标与商号权利冲突的表现形式及产生的原因
（一）商标与商号权利冲突的表现形式
所谓权利冲突是指同一客体依法衍生的两项或两项以上权利相互矛盾或
抵触的法律模态①。而对于商标权与商号权而言，所谓的权利冲突就是指不同的民事主体基于相同的客体依法定程序取得的商标权和商号权之间发生的权利冲突②。实践中，商标与商号的权利冲突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形式：
1、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相似的文字作为企业名称的一部分（即商号）
登记使用；
2002年立时集团国际有限公司与武汉立邦涂料有限公司侵犯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便属于此类：
立时集团国际有限公司是一家香港公司，分别于1993年、1997年、2002年1月在国家商标局注册了立邦漆“N”字商标、“立邦漆”文字及图形商标、“立邦”及“立邦”文字及图形商标，并自1992年起在中国内地多个城市设立公司及办事处。2002年2月，向方、陆伟建、向略民三人合资成立武汉立邦涂料有限公司。该公司经工商局核准后开始生产经营，其宣传资料和产品包装上均注明了武汉立邦涂料有限公司出品，并使用了“立邦”字样。立时集团于2002年7月29日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最终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确认武汉立邦涂料有限公司侵犯立时集团商标权。
此外，如“上海奔驰汽车维修公司”将德国戴莫勒－奔驰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奔驰”作为企业商号进行登记一案，也属此类。
2、将与他人在先注册企业名称中的一部分（即商号）相同或相似的文字，注册为商标。
2001年烟台龙茂制鞋有限公司申请撤销烟台市芝罘盛龙皮鞋厂注册的 “龙茂”商标一案，便属于此类。
烟台龙茂制鞋有限公司是1988年批准注册的合资企业，1999年经批准由合资企业转内资公司，经过十余年的经营推广，其生产的皮鞋销售遍布山
东省及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知名度较高。烟台市芝罘盛龙皮鞋厂成立于1995年，1996年申请注册“龙茂”商标。2001年6月烟台龙茂制鞋有限公司向国家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撤销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经评审合议后，作出撤销注册商标的决定。烟台市芝罘盛龙皮鞋厂对裁定不服，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案件经北京市中级法院一审、高级法院二审终审，最终维持了商标评审委员会撤销注册商标的决定。
目前，由于先进的信息传播方式使商标知名度的创立时间愈来愈短，相比之下，企业名称创出知名度的机会和难度要大得多，故将商标注册为商号的情况要远多于将商号注册商标的情况。
（二）商标与商号权利冲突产生的原因
商标与商号产生权利冲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1、商标与商号的构成存在相似性（均可使用汉字），并具有相同的功能（均是商誉的载体）。
商标是生产经营者在其商品或者服务上采用的，用于区别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标志，简而言之，商标就是商品或服务的标志，基本的功能在于区别不同的商品或服务。根据我国《商标法》第八条的规定，“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可视性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均可以作为商标申请注册……”。可见，商标的构成要素是相当广泛的，而在这些要素中文字因为其自身具有表达意思明确、视觉效果良好、易认易记等优点，而成为商标中比较常用的构成要素之一。
商号是企业名称中字号的俗称③，它是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为了表明不同于其他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的特征而在商事交易中使用的特定名称。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的《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七条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第九条的规定，企业名称应当由行政区划、字号、行业、组织形式依次组成，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由于企业名称是企业的代号，而且其最基本的功能是区别其它的生产者或经营者，因此，企业名称是独一无二，不允许相同的。在同一行政区内，企业名称构成要素中的行政区划、行业、组织形式均可以相同，唯一不允许相同的就是商号。可见，商号不仅是企业名称中的法定构成要素之一，而且是其最关键的核心部分，只有它才具有真正的识别价值。作为一般的消费者只会记住企业的商号，而很少会记住企业完整的名称。根据《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名称应当使用符合国家规范的汉字，不得使用汉语拼音字母、阿拉伯数字……”。商号作为企业名称的一部分，当然也应当使用汉字。因此，从商标与商号的构成来看，构成商标的要素明显多于构成商号的要素。但是，它们共同的构成要素仅有汉字。这就是说，凡是符合商标法规定条件的商号经商标局核准可以作为商标注册。同样，企业也可以把已注册的商标，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变成自己的商号。虽然商标用于区别不同的商品，而商号用于区别不同的企业，但是，由于商品是由企业生产出来的，加之，我国允许一些行业可将名称适当简化④，简化后的名称多为商号，因此，消费者通常将商标与商号联系起来，从而造成混淆。
同时，商标与商号不仅同样具有最基本的区别功能，而且企业通过长期的经营，又积聚形成了商业信誉，从而可以吸引广大消费者，为企业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说，商标或商号即代表着企业的商业信誉。
正是这种构成的相似性及具有相同的功能，为权利冲突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
2、商标与商号权利核准机关及程序不同，这也是权利冲突发生的根本原因。它表现为：
（1） 权利核准的机关不同
通常所说的商标权即商标专用权，是商标所有人对其商标享有的专有使
用权。这种专有使用权是独占的、排他的权利，其他人未经商标权人许可不得使用。这就是说，商标权是绝对权，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标使用权。任何组织或个人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均应当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
局申请商标注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也是我国负责商标注册核准的唯一机关。
对于商号权，我国现行法律虽无明确的规定，但是，《民法通则》却对企业名称权作出了规定。企业名称权是指企业对自己使用或注册的营业区别标志依法享有的专用权。由于商号是企业名称的一部分，因此，商号权从属于名称权，法律对名称权的规定也适用于商号权。目前，我国对企业名称权实行分级核准制，即企业名称由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名称中使用的行政区划的名称而分级核准，企业名称中使用哪一级行政区划的名称便由哪一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全国性企业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登记，其他企业由所在地省、市、县工商局核准登记。市辖区名称与市行政区划连用的企业名称，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省、市、县行政区划连用的企业名称，由最高级别行政区的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企业名称权经核准登记后便取得。
由此可看出，虽然商标权与商号权的核准均由工商行政机关来行使，但是，商标权的核准是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来行使，而商号的核准权则由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来行使，由于商标权与商号权核准机关的不同，且目前双方资源不能共享，从而为具有相同文字的商标与商号的同时存在提供了可能性。
（2）权利核准的程序不同
在我国，商标实行集中注册，由商标局统一受理、统一审查，一件商标一经注册即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商标注册大致需经过如下程序：商标申请人提出申请，商标局收件后予以初步审查，审查是否与全国范围同行业内已注册商标相同或类似。初步审定通过后，予以公告。公告期内，任何单位或个人均可以提出异议。公告期满无人提出异议的或异议不能成立的，予以核准注册，发给商标注册证，并予以公告。由此可见，取得商标专用权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以确保该商标在同类商品或服务中的专用权，也正是这种严格的程序大大降低了全国范围内同类商品或服务上的注册商标发生相同或近似的机率。
商号核准的程序相比而言，要简单的多。大致为：相应级别的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企业拟使用的名称，检索本行政区内是否有相同或近似的企业名称，若没有雷同，企业便取得名称专用权，其商号权也就同时产生。由于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分别核准各自行政辖区的企业名称，从而使大量相同的商号在不同地区出现成为可能。例如，若南京市工商局核准企业使用“宝洁”字号，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无锡市工商局也可以核准企业使用“宝洁”字号。同时，这些企业的名称均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而取得的，若这些具有相同商号的企业用商号“宝洁”申请注册商标，就会产生法律上的商标权与商号权的冲突，也为实际冲突案件的发生提供了可能。
正是因为商标与商号权利核准机关及程序不同，即商标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商号则由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且在目前双方资源不共享的情况下，这就为使用相同文字的商标与商号的同时存在提供了可能性。
3、产品的跨区域销售，也加速了权利冲突案件的发生。
本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市场经济不发达，企业规模较小，产品销售区域主要是在其注册的行政区域内，区域外销售较少。因此，企业名称采用区域核准注册的方式在当时来说，并无不妥。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进一步壮大，其产品销售区域也进一步扩大，不再局限于原有的行政区域内，而是面向国内外。商品交易范围日益扩大，逐步突破了原有地域的限制，这必然会造成具有全国性权利的商标权与在一定区域内享有权利的商号权发生交叉和冲突，从而也导致了商标与商号之间发生冲突的机率提高。企业名称区域核准注册方式的弊端，也就逐渐暴露了出来。虽然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商标与商号权利核准机关及程序不同，但是，产品的跨区域销售，也加速了权利冲突案件的发生。
4、部分厂商的恶意侵权行为。
由于商标与商号权利核准机关的不同，双方资源不能共享，近年来，一此不法厂商正是利用这种立法上的不足，将他人的知名商标作为商号注册，或将他人著名的商号申请注册商标，从而获取高额利润，这也是近年来商标与商号权利冲突案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如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诉童小菊等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中，童小菊将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注册的中文商标“沃尔玛”作为企业名称的一部分（商号）登记注册；北京同仁医院等诉张家口市奥马眼镜公司使用与其驰名商标相同的文字作分支企业字号、服务标识及广告宣传侵犯商标权一案中，张家口市奥马眼镜公司将北京同仁医院的驰名商标“同仁”作为其分支机构“张家口同仁验光配镜中心”的商号进行登记；青岛双星集团公司请求依法撤销“瑞安市双星胶鞋厂”使用“双星”商号为企业名称一案中，“瑞安市双星胶鞋厂”将青岛双星集团驰名商标“双星”作为商号进行登记；诸多此类的恶意侵权案件仍在不断发生。
近年来，国内发生的权利冲突案件多为恶意侵权案件，恶意侵权已成为权利冲突案件发生的重要原因。虽然大多数案件的被侵权人最终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避免同类型侵权案件的再次发生。
当然，也有许多学者认为这种侵权行为不是权利冲突或不是权利冲突产生的原因，其理由多为通过侵权行为取得的“在后权”，并不真正地具有合法性，虽然其在形式上具有法律依据，但实质上它是在侵权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一种虚拟的、假象的权利，或是一种有瑕疵的民事权利，其不能与真正的在先的合法权利发生冲突。
但是，本文认为：虽然从本质上看，通过侵权行为取得的“在后权”，的确不能真正地称之为合法权利，但是，我们并不能否定：通过法定程序确认的形式意义上的“权利”的存在及其形式上的合法性。而且，这种形式上的权
利在现实中，已经确实构成了对“在先权”的冲突。再者，该“在后权”在被确认为侵权之前，仍享有正当使用的权利。因此，本文认为应当将侵权行为作为造成权利冲突的原因。
结合以上几种权利冲突产生的原因来看，虽然商标与商号构成的相似性、产品的跨区域销售及部分厂商恶意侵权行为为权利冲突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然而，最根本的原因却在于商标与商号权利核准机关及程序的不同。恶意侵权人之所以能成功注册商号或商标，也正是利用现行法律规定的不足。因此，要彻底解决商标与商号权发生的冲突，必须采取新的措施弥补这一制度上的缺陷。而目前，我国现行的法律只是针对侵权案件发生后如何处理（且规定的不够详细），并未对如何预防权利冲突的发生作出明确的规定。
二、现行法律关于解决商标与商号权利冲突的规定及其不足
（一）现行法律的规定
目前，我国调整商标法律关系的基本法是《商标法》，调整企业名称法律关系的基本法是《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然而，这两部基本法规都未对商标与商号权利的冲突给予足够的重视：《商标法》没有明确规定他人在先登记的企业名称是商标注册的禁止条件，更未对商标与商号权利的冲突作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