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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权的行使刍议

樊斌杰


内容提要：任何权利的圆满回复均藉助请求权的行使，而请求权的行使得依赖一定的法律规范。本文通过司法实务中的案例，以揭示请求权行使的技巧，突显请求权选择行使的重要性。
关键词：请求权/行使技巧/法律规范/重要性

请求权是要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作为、不作为）的权利。它在权利体系中居于枢纽地位。任何权利，不论是相对权或是绝对权，为发挥其功能，或为回复其不受侵害的圆满状态，均须藉助请求权的行使。[1]而请求权的行使得依赖于一定的法律规范，此等法律规范，学理上即为请求权规范基础，简称请求权基础。
作为从事法律实务的法律人——律师，自始应确实养成探寻请求权基础的能力。在为当事人解决法律问题之际，须明确支持己方某项请求权的法律规范，知悉其权利和义务关系。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慎思明辨，探寻可能成立的请求权，选择最有利的请求权而行使，始足维护己方当事人的利益。兹举数例说明之，以突显其行使的重要性。
案例一：2003年4月18日，62岁的马女士参加某旅行社组织的二日游，途中在旅行社指定的饭店用餐时，马女士因地滑跌倒受伤，住院治疗花费医药费3403元。马女士要求旅行社赔偿医药费，旅行社对马女士损伤事实不否认，但认为导游在去用餐时已发现地上比较滑，并向所有游客告示过，当然马女士也不例外。马女士的滑倒跌伤，是因马女士自己疏于注意，旅行社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于是拒绝马女士要求赔偿的请求。但马女士坚持认为，自己与旅行社已形成了旅游服务合同关系，伤是在旅行过程中造成的，旅行社应承担赔偿责任。因双方意见未能一致，马女士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赔偿医药费3403元。
本案例的请求权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和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马女士选择了违约责任请求权和赔偿损失请求权，要求旅行社赔偿医药费3403元。
法院认为，马女士参加旅行社组织的二日游，按规定交了款，双方就形成了旅游服务合同关系。旅行社应对为马女士提供的旅游服务中的人身及财产安全负有一定的义务。旅行社对其导游发现地滑后已进行告知的主张，因其未能向法院提供确凿证据证明，故不能免除其应承担的相应义务。因此，旅行社对马女士伤害的发生应当负主要责任，承担由此造成的马女士的医药费的大部分。马女士本人在旅行过程中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故其应对本人未尽注意义务而造成的伤害承担相应的责任。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和第十一条“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之规定，判决马女士的医药费3403元，由旅行社赔偿60%即2041.8元，马女士自负40%即1361.2元。马女士不服提起上诉。她认为自己在旅行社组团的旅游途中，是在旅行社指定的饭店用餐时，因地滑跌倒而致伤，旅行社应对其负全部责任，一审法院的判决显属不当。二审法院认为：马女士参加旅行社组团的二日游，并交付了旅游费用，旅行社与马女士形成了旅游服务合同关系，旅行社在其提供的服务过程中，负有保障旅游者人身安全的义务。因旅行社指定用餐的饭店地滑，导致马女士跌倒受伤，系旅行社提供的服务条件存在瑕疵。旅行社称其导游在发现饭店地滑已经提前告知游客，因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故不能免除其应承担的责任。本案马女士在一审主张的是合同责任，旅行社对其提供的旅游服务过程中导致游客人身损害违反了合同义务，应承担违反合同的责任，全额赔偿马女士的损失。原审法院将本案双方当事人涉诉的合同纠纷确立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由，以侵权责任确定当事人的责任，显属不当，应予改判。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和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由旅行社赔偿马女士医药费3403元。[2]
案例二：甲、乙系邻居，甲住在乙的后面。2003年6月，乙旧宅翻新，在原有的宅基地上盖新房。由于地势的特殊情况，新房正门在南边，是南门；从南边看是二层，从北边看是三层。当时在盖房过程中，甲以影响生活为由，向政府举报要求政府处理。经过调查，政府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甲、乙就相邻权问题在村委会成员的主持下达成书面调解协议：乙一次性支付甲补偿款5000元，将后窗堵死。但乙并未按照协议堵死后窗。于是，甲向法院起诉乙侵犯甲的相邻权。庭审中，法官到现场进行勘验，并制作勘验笔录，认定地下室窗户未采取任何措施，但对甲不构成侵权。二层虽然没有堵死，但用花玻璃、外面用塑料布固定，透视性差，不能看到甲的院内及室内情况，据此判决不构成侵权。庭审中，就侵权与违约问题展开辩论。甲认为，虽然不能构成侵权，但是双方事先有约定，乙应当按照约定将后窗堵死。乙认为，本案甲的诉讼请求为侵权，乙不存在侵权行为，甲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侵权成立，因此，应当认定甲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法庭按甲的请求进行审查，判决甲败诉。[3]
案例三： 按规定，某甲房地产公司应该为胡女士解决一套54平方米的福利房，每平方米的价格为280元，而现如今房产公司预备卖给胡女士一套67.97平方米的商品房，作为遗留问题的补偿，其中的50平方米按照400元一平方米的价格，剩余的17.97平方米按照1050元一平方米的价格，整套房子共计4.2万多元。1999年3月17日，甲房地产公司与胡女士的儿子陈某签订了商品房购销合同。 然而当胡女士拿到钥匙第一次看到新房子的时候，却发现这房子的质量特别差。 面对这样的条件，胡女士还是决定咬咬牙接受下来，可是当她按照正常的程序去土地管理局办理土地使用证时，却发现人家不给她办。理由是土地管理局通过档案查阅过以后，发现这块地没有办理土地使用证。 胡女士了解到甲房地产公司已经卖出的137栋里的36套住房，其他住户也同样办不来土地使用证。甲房地产公司明明知道没有获得土地使用权证书就卖房子是不合法的，那么他们当时为什么不去办理土地使用证呢？胡女士了解到按照国家规定，只有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才能合法地拥有房地产权，显而易见，如今办不下来土地使用权证也就意味着这房子根本就不属于自己，于是她痛下决心要退掉这套房子。但是房地产公司就是不同意她退，理由是双方履行过的手续不能随便地说退就退。 胡女士说购房合同上明确写到，如果因为甲方的过失造成乙方不能在双方实际交接后的3日起90日之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乙方有权提出退房。而甲房地产公司既不同意退房，又不能使自己拿到土地使用权证，一家人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于1999年8月由胡女士的儿子陈某将甲房地产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退房。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甲房地产公司就向法庭提交了房管局出具的一份说明指出胡女士购买的房子根本就不是商品房，而是国有公房。按照有关规定，国有公房拆迁时不需要变更土地使用权。法院采信了这份说明，认为退房的理由不能成立，作出了驳回陈某诉讼请求的判决。 法院承认陈某的房子是商品房，而且陈某所办的手续都是商品房的手续，但法院却以该房属于国有公房作为判决依据，对此，胡女士对法院的判决非常不满。
　　1999年12月17日，陈某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2000年3月24日，二审法院就这起购房纠纷案下达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消了原判，发回重审。
2000年6月20日，法院重新开庭，审理了陈某购房纠纷案。这次被告方甲房地产公司拿出了2000年4月补办来的《土地使用权证》，由于这份土地使用权证的出现使陈某原来要求退房的理由不能成立了，所以他再次败诉。然而，就在她仔细地翻看那份补办来的直接导致他败诉的土地使用证时，她又发现了新的疑点：这份土地使用权证的地理位置、楼号与她申诉的房屋地址和楼号主体不符。 胡女士认为这样一个地址明显不符的土地使用证，不应该具备法律效力。
　　2000年9月16日，陈某再次就这起购房纠纷案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2000年11月24日，二审法院再次开庭审理了这起引人注目的购房纠纷案。这次开庭法庭也承认甲房地产公司补办来的《土地使用证》地址与真实的地址不一致，但是法庭认为只要甲房地产公司能够补办来真实的《土地使用证》仍然还是有效的。 果然，房地产公司在庭后补来了更改的《土地使用证》，该土地证与陈某购买的房屋地址和楼号主体相符。原来，地址不一致，只是办证过程中的一个失误，也就是说那份修改的土地使用证是真实有效的。
据此，2000年12月22日，二审法院对这起历时3年，经过4审的购房纠纷案做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了陈某的上诉，维持原判，对于终审这样的判决胡女士感到无法接受。 四年来胡女士一家为打这场官司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前后四场官司，提交两次诉讼费，再加上其它开销，已经花掉两万多块钱。[4]
前揭案例一，一、二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之所以不同，原因在于一审法院审理时偏离了原告的请求，错误地适用了请求权规范，将原告请求的违约责任赔偿确立为侵权责任赔偿。因一审法院未注意当事人的选择，而适用了侵权责任，自然就错了。二审法院根据原告的请求适用合同责任规范，全部支持了原告的请求。
前揭案例二，原告既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请求违约责任，也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之规定请求侵权责任。因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侵权成立，原告的请求被驳回。如果原告依协议，请求违约责任，要求被告将后窗堵死，原告的请求就会获得法院的支持。
前揭案例三，陈某在诉讼过程当中，提出的请求是要求给他退房。退房的理由从案件资料所反映出来的情况，一个是房子质量不合格，再一个是没有土地使用权证。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是他提出这两项请求所依据的证据能不能把握，比如说土地使用权证，他可能觉得在法律上对他是非常有利的，但是他没有想到最后人家给他办下来了。在诉讼过程中办下来了，法院就不能说因这个土地使用权证有问题有瑕疵，就足以导致它无效，因该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关无效合同的规定，因此也就不能轻易地解除他这个合同。只要它已经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证，该商品房购销合同也就有效了。究其原因，强制性规范分为效率力性的强制性规范与取缔性的强制性规范，且“前者着重违反行为之法律行为价值，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后者着重违反行为之事实行为价值，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违反效力性的强制性规范，合同方为无效。违反取缔性的强制性规范，合同效力一般不受影响。[5]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就是房屋的质量是不是达到了他无法居住，一定要退房的程度即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要件。围绕着这个理由，他又要寻找一些证据去证明，这个问题对于陈某这个当事人来讲举证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这样，他就很难打赢这场官司。但从案件材料看，他当时提出开发商违约可能比提出房产证违法要好得多，因为合同当中规定得很清楚，甲房地产公司必须在交房3日以后90日以内把房地产权属证给他拿下来，拿不下来就是违反合同的约定，就要承担违约责任。因为甲房地产公司违约了，他可要求甲房地产公司解除合同。如果他以合同约定的退房条件为事实，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之规定为依据提出违约诉讼请求，那么在法庭上即便当时甲房地产公司拿出来了土地使用权证，但是由于在合同里面约定的是“不能在双方实际交接后的3日起90日之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乙方有权提出退方”，可是现在早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这个期限了，所以不管它拿出什么证据它都是违约了。而且这个合同当中，对违约责任规定是很明确的，它没有办下来就可以退房，因此从这个合同规定本身来讲它的诉讼请求合法性就很强，法院就会支持他。但是他提出来房产证违法性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讲它有瑕疵有错误，法官就按照他这个思路往下去深入，进行审理而不会去考虑其他的内容，他导致败诉这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上述案件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打官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技巧，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诉讼请求，明确“谁得向谁，依据何种法律规范，主张何种权利”，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不同的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内容各有不同，此在诉讼上特为重要，作为律师更须慎思明辨。

参考文献
[1] 王泽鉴著：《民法总论》第92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
[2] 史友兴：违约侵权都是理索赔得会挑理，人民法院报（2003年12月10日）正义周刊。
[3] 娄本清，从本案看选择诉讼请求的重要性。《法律图书馆》网站。
[4] 《今日说法》，退房，2003年6月19日。
[5] 崔建远主编：《合同法》第74页，法律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三版。

作者单位：江西东太律师事务所

刍议我国民法典制定的一些问题

如皋市人民法院 沙建平

民法体系庞杂而又博大精深，穷一生的精力未必能窥其全貌，这里，笔者仅仅谈谈对中国制定民法典的问题一些看法。
中国为什么要制定民法典？从一些资料来看，民法典如果成功颁布，至少有如下几点好处：第一，制定民法典是中国民事法律体系完备的象征。1986年制定《民法通则》以来，我国进行了很多民事单行立法，但似乎总是不能满足社会对民事法律的需求，“法律没有规定”也是耳边常闻之语。一旦颁布了民法典，应当至少可以“有法可依”。第二，民法典的颁行可以确保司法公正。由于过去粗线条式的立法给予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可能会出现相似案例不同判决甚至可能滋生腐败，而民法典的制定可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第三，制定民法典把原本纷繁复杂的民事单行立法按照一定体例编纂在一起，不仅可以解决原来法律之间相互矛盾冲突的问题，而且可以便于民众查阅学习，原本出现民事纠纷需要查阅各种法律文件，在民法典颁布以后，可能可以仅仅通过查阅民法典来解决。第四，民法典的制定是一个国家法制的象征与表现。环顾各个大陆法国家，无一不是制定了详尽的法典。对此，有学者曾期望中国民法典将是一部先进的引导“二十一世纪”的法典。但对于这些解释，笔者认为这些好处未必都能成立。
一、关于制定民法典是中国民事法律体系完备的象征
笔者认为：首先，一般而言，即使再有预见性，法典（立法）也是对过去的总结，而这种总结也不可能概括以往所有社会生活。过于强调制定法典，实际上是对人的理性的过于自信，认为法典能涵盖所有的社会生活，而以往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是难以实现的，各国的法律包括民法典无不在修正之中，此外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单行立法。我国如果制定民法典，是否也有可能重蹈覆辙？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写的“一个变动中的社会，所有的规则是不能不变动的”。其次，人们对民法典的迷信是立法万能意识的体现。现实中人们遇到民事纠纷往往觉得法律查询适用太难，最极端的就归结于“无法可依”，此时人们就寄希望于立法，而民法典的制定恰恰符合了人们的心理期望，认为一但制定的法典，所有的问题都将得到解决。实际上，司法从来都是一个难题，原因在于任何两个个案的环境都是不一样的，已既成的法律规定有一定的距离，要使法律规定与个案统一，这需要司法的技艺，而不是重新立法。我们与其希望在立法上一劳永逸，到不如寄希望于司法技艺的提高。
二、关于民法典的颁行可以确保司法公正和制定民法典把原本纷繁复杂的民事单行立法按照一定体例编纂在一起
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民法典的制定究竟可以带来什么?带来司法公正？带来民法体系的和谐？显然，民法典的制定可能具备上述的功能，但问题是这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方式吗？对于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通过详尽的民事单行立法也可以解决。而对于民法典可以集中资讯的优势在工业时代也许能体现出来，而现代随着网络与数据库技术的不断发展，查询法律法规已不再是难事，所以即使采用民事单行立法也不会增加查询的难度。这里有人可能会有一定的质疑，民法典毕竟不同于法律汇编或法律数据库。这里二者之间的确存在差别，但这里笔者想要说明的是功能上而言，数据库技术的发展加上民事单行立法完全可以取代民法典在相关领域的功能，而且有可能做得更好。这样，进行详尽的民事单行立法，不仅可以解决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问题，更可以对社会生活有更好的回应（民事单行立法有更大的灵活性，能更好的回应社会生活，这是毋庸置疑的）。
三、关于民法典的制定是一个国家法制的象征与表现
民法典的确可以是法制的象征，也确实有很多国家制订民法典，但到目前而言，世界上两百多个国家中只有约一半的国家拥有民法典，而另一半的国家仍然没有制定民法典，其中不乏一些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国和强国，例如美国、英国等。虽然这些普通法系国家在近些年来也开始重视成文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但从根本上来说，这并未动摇判例法在这些国家承担主要法律渊源的核心地位，而且这些国家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其准备走民法法典化的道路，笔者认为这种趋势还将持续。这说明，民法典并非是民法发展的必经阶段。当然，这里也可能有质疑，认为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既然是大陆法系国家，那么法典化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这似乎类似于宿命论和家庭出生论。实际上，一个国家是否采取民法法典化，只是一个国家基于特定的时空所作的一种立法选择，如台湾民法学者王泽鉴认为“中国之继受外国民法，采大陆法系特别是德国民法，是受日本的影响。其之所以不采英美法，纯粹由于技术上的理由，并非基于法律品质上的考虑。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并无优劣之分，但英美是判例法，不适于依立法方式继受。其所以不采法国民法而采德国民法，是因为德国民法制定在后，其立法技术及法典内容被认为较法国民法典进步。”
如本文开头提到的，有人曾提出要制定出一部引领二十一世纪的民法典，中国民法学界很多专家为民法典付出很多，这里不用怀疑甚至要尊敬这些专家的热情和努力，中国法律和法学是需要一个来证明自身的东西。但从以上分析来看，民法典制定形式意义要大于实质意义，这里，笔者想表明自己的观点，中国并非一定要制定民法典，制定民法典仅仅是一种可供选择道路。